教师指政治课回避腐败与民主 将致教育失败

董丰均在办公室

中学政治课本

告别中学讲台已近两年，但59岁的董丰均始终觉得自己在政治教学上的“最后一课”，至今还没上完。

这一课的内容，是要纠正中学本中他认为有待商榷的一些表述。为了补好这一课，他的办公桌上，长年备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资本论》、凯恩斯的《货币论》，以及多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和中学政治教材等书籍。身后的报架上，夹着他爱看的几份报纸，倚着书柜堆放的旧报纸，高过了他的头顶。

在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这位政治老师眼里，这些书报，都牵扯着他未竟的政治课教学。从2009年秋天至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埋首于这些书报间，寻找答案。

一封信带来的改变

困扰董丰均的问题，出现在2003年10月22日。

那天，他拆开了一封写着“董丰均校长收”的信，随后这个教了27年政治课的老师便开始“寝食难安”。

写信人是十堰市房县一中政治教师张道旭。那年暑假，他参加了全市高中政治教师暑期培训，主讲老师就是十堰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董丰均。

刚教了3年政治的年轻人在《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上看到，有人在《纸币的职能》一文中的观点，与高一政治课本上的提法互相矛盾。

“我有疑问，便给董老师写信请教。”张道旭回忆说。郧阳中学是十堰市最好的中学之一，董丰均时任副校长。

此前，董丰均教过的高三学生中有多人的高考政治成绩列鄂西北地区第一。在张道旭眼里，董是整个十堰市最优秀的政治老师，应该可以解答自己的疑问。

信中，执弟子礼的张道旭问道：“纸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

课本的标准答案很明确：没有。但这一次，董丰均没有像过去那样直接回答，而是把自己手里的政治课本又仔细翻阅了5遍。他发现，书里说纸币没有价值尺度、贮藏手段、世界货币的职能，但隔了没几页，又说美元、英镑、日元等纸币有世界货币的职能。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摊开双手，用手指敲着办公桌厉声道。

董丰均一直颇为自豪的一点是，自己在课堂上从来没有被学生的问题难倒过。但这一天，他发现自己第一次被“问住了”。尽管有些难以接受，但他还是承认了这一现实。在给张道旭回信中他说：“这个问题容我研究后，再给你答复。”

在女儿董蕾的记忆里，爸爸喜欢跟人争辩，并且很少有争输的时候。因为他做什么事情，都喜欢从理论上搞清楚。然而这一次，自认为说服能力比较强的董丰均发现，自己教了20多年书，这些理论却依然没搞清楚。他打心底里难以接受。

更何况在他看来，张道旭是执弟子礼郑重提出这个问题的，学生问老师问题，老师不能不闻不答，而且必须给出负责任的明确答复，这是老师的职业道德要求。

不问对错的27年

如何答复这个问题，从此成了董丰均的心病。他开始四处寻找答案。

他从家里的地下室里，找出了《马列著作选读·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程》等已经发黄的书。这些书是他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华中师范大学进修时的教材和读物。

看到这些书，董丰均想起来，那会儿教他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黄思谦教授，似乎也曾对如今张道旭提出的问题有过疑惑。不过，教授在当时只是留给了台下听讲的学生们一个思考题，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

30岁出头的董丰均当时也没有思考出个所以然。回到郧阳中学的课堂上，这个已经教了8年政治课的老师告诉他的学生们：“一切以参考答案为标准，因为高考只认参考答案。”

这种策略收效明显。董丰均所带的高三学生，陆续在高考中出了好几个鄂西北地区的政治单科“状元”，其中一个班的高考综合成绩更是创造了该校历史上“难以逾越的奇迹”。

虽然在备课时会发现有些地方自己想不通，在教高一学生学习、带高三学生复习时，也发现有些地方讲不通，但这位政治老师觉得，让这些山里的娃子们背好参考答案、高考考出高分，才是最大的“政治”。

“所有的不通，也就放下了。”董丰均回忆说。

并且，他当时很真诚地认为，“教材不是一般的书，代表着已经公认的文化、科技和思想成果，代表着国家意志。不仅印量最大，而且通过最正规最有效最强制的渠道，经老师向学生灌输”，“教育部门在编写教材时，肯定是慎之又慎的”。所以，教了27年政治课，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教材会有问题。

也是在这不问对错的27年中，董丰均一步步由学校的团委书记、政教处主任、校办主任，最后升任副校长。而他的政治教学水平，也在整个十堰市得到认可，被选为市中学政治学会会长。

27年下来，董丰均手里的中学政治课本内容和高考重点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简史”和“时事政治”等5大块的内容。后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这一部分被取消，再后来“社会发展简史”被“政治学”所取代。

上世纪80年代，为了让学生了解“时事政治”，董丰均曾把家里好不容易凭票买来的日立牌电视机搬到教室里，让学生们看新闻。他旋转摇晃着天线，尽力让画面变得更清楚，然后自己站在那里扶着天线。

近20年后，董丰均到宜昌旅游时，一位当年的学生动情地向董蕾讲述了这些往事。那个孩子已经上中学的学生说，他还记得有一天雷雨交加，自己一直担心扶着天线的董老师会被雷电击中。

董丰均自己则顾不上担心这些，他当时正被一些问题困扰着。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困扰越来越大。“我当时对教材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说法确实有疑问，怀疑帝国主义到底会不会灭亡啊。”他笑着回忆道。

不过这种困扰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他的这种疑问就出现在了学生的考题里，而从这些考题的参考答案里，董丰均找到了新的理论逻辑，疑问自然也被打消了。

在学校入党积极分子的党课上，这位旁征博引的主讲老师也变得更加应付自如了。他的讲课风采，折服了不少学生。

“他讲党课，不仅让人觉得这个老师学识渊博，而且说话很真诚。”目前正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吴胜涛回忆说。他还清楚地记得15年前董老师给自己上党课时的情景。

几节党课之后，当时的高二学生吴胜涛在一天下午放学后，敲门走进了董丰均的办公室。在张口说话之前，吴胜涛先给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明自己的来意。他刚刚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感觉自己的政治课跟不上，很多考题不会做。他听一些毕业学长说，董老师不像有些政治老师，上课只会念课本，而是看马列原著，然后结合课本深入浅出地应用到讲课中。所以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长能给自己补课。

学校里有这样肯学好学的学生，董丰均感到很高兴。他告诉这个怯生生的孩子：“没问题，只要我不开会，你下课后随时可以来找我。”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董丰均除了教自己班上那些高一、高二学生的政治课，还在每天下午放学到上晚自习之间，义务辅导自己眼中的这个“可造之才”。每当有会议的时候，他会提前告诉吴胜涛，或是在办公室里留张纸条。

最终，吴胜涛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这番师生情，也成为郧阳中学校园内的一段佳话。

看得见的高考，看不见的政治

2002年，吴胜涛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北京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做了政治老师。他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董老师的影响。

初执教鞭的年轻人，从他的老师那里吸取经验，尽力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在上政治课时，吴胜涛欣喜地发现，“只要不照本宣科，言之有物，学生还是很买账的”。他的努力，也让他在校内教学考评中，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然而在备课的时候，吴胜涛常常发现，有很多问题自己想不通，背下来很容易，跟学生讲清楚却很难。

他经常就这些问题跟人讨论，发现不少老师也有同感。但也有人开导这个年轻人：“想那么多干吗？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

有时候，吴胜涛会把课本里那些自己想不通的问题，跟教研员讨论。但他发现，进行一般的探讨还可行，一旦这些问题成为考题，有了参考答案，再要讨论就很难了。

几年的任教经历以及与同行之间的交流，让他越来越觉得，很多老师根本不相信自己所教的东西。“他们觉得政治老师就像电视台的播音员，稿子已经写好了，照着念就行。”当然，更让这个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是，不少政治老师不仅不看书，而且认为课本里那些东西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这顿时让吴胜涛失去了授业、解惑的快乐。他甚至觉得，政治老师处境尴尬——“官方说政治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都没把政治课当回事，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