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最可怕的后遗症出现了

阿芬终于找到了工作。

今天提到的阿芬，不是某个影视剧中的角色，也不是某个明星的昵称，而是曾经被困上海厕所的实实在在的人。

一切都因为感染过新冠。

从 3 月开始，她便在上海过上了流浪的日子。

因为疫情，找不到工作，因为曾经感染，更找不到工作，整整四个月时间，她从救助站住到方舱，从隔离酒店住到火车站厕所，身无分文的她想，终究还是得放弃挣扎和等待了，于是给自己定了个最后期限—— 7 月 15 日。

如果不出 " 意外 "，明天就是阿芬离开上海的日子。

幸好，一篇刷屏的文章救了她。

在多方帮助下，如今阿芬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包吃包住，据说工资还不错。

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图源公众号 " 真叫卢俊 "

但。

还有更多的阿芬呢？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不算上港澳台，截至 7 月 12 日，中国内地累计确诊的人数也已经超过 22 万。

这 22 万人，被很多单位拒绝，被很多景点拒绝。

并且——

新冠导致的后遗症，仅仅是这些吗？

谁还在乎他们是受难者？

阿芬求职路上的拦路虎，是一个新造的暴力词汇——

历史无阳。

它被明确写进应聘要求里，白纸黑字地拒绝着那些有阳性记录的、进过方舱的新冠康复者。

阿芬见过的所有招聘方和中介，均是如此。

但词或许是新的。

分裂却是早已存在的。

自一开始，人们对新冠患者的污名化就屡禁不止。

7 月 12 日，《南方周末》用一篇五千多字的报道，写下三位新冠患者被网暴的经历。

她们都在两年半前疫情暴发时确诊。

其中一位 Z 姓女子，是某县第一例。

当时，人们不知病毒从何而来，于是恐慌，于是谣言漫天。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们为此编造了大量的桃色丑闻，把遭遇的变故怪罪到她们头上。

说她们是到武汉幽会情人，才被传染。

说 Z 把病毒带回，要不是她出轨，县里就不会失守云云。

谣言发散的范围不大，或许在那个信息爆炸的时期，远方的你未曾听说。

但对于身处其中的当事人而言。

一次无端的诋毁，足以把人摧毁。

隔离治疗期间，有人情绪失控，有人出现自杀倾向。

出院后。

Z 无法承受周围的指指点点，只好辞掉了工作，更换了名字，尝试重启人生。

个案吗？

不。

曾几何时，那些滞留国外的留学生渴望回国，不也被指责为 " 投毒 " 吗？

" 投毒 "。

这两个字，道明一切。

究其原因，其实是人们的不安全感作祟。

因为对病毒的认知是抽象的，声讨抽象的概念不足以消解愤怒和焦虑，于是人们把问题归结于具体的人。

甚至把对方异化为病毒本身。

于是，从这场疫情开始那天起，社会对新冠患者的异样眼光，一直存在。

谁还在乎，他们明明是不幸的受难者呢？

肉叔还记得那部纪录片，《金银潭实拍 80 天》，它跟拍了疫情初期五位重症患者与新冠搏斗的过程。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与死神无数次相遇。

有的被带走了，有的幸运回到人间。

其中一位叫彭博的男子，昏迷近一个月后上了 ECMO 做最后抢救。

幸而，最后他脱离梦噩，睁开了双眼。

意识稍微清醒后，他恍恍惚惚对镜头说：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不要去感受这个东西

太痛苦了

从医生那我们得知，苏醒之前，彭博经历了 4 次致命的并发症。

反复折磨。

他形容就像遁入《盗梦空间》，做了一场漫长的梦中梦。

在梦里，他重复地死去，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一心想 " 能不能让我死了算了 "，却怎么也无法停止。

各种死

什么冷冻、火化、气化

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但醒来，并不意味着结束。

在昏迷的一个月里，彭博的体重骤降 40 斤，整个人已经瘦脱了相。

如此高强度的身体损伤，必然有留下后遗症的风险。

当然。

随着全球疫情形势好转，如今已经很少出现这样的重症患者。

多数时候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有人检测出阳性，进医院隔离一段时间后，就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于是，网上甚至有人因为不想上班上学，开玩笑说希望自己被感染。

殊不知。

对于亲历过新冠的患者来说，即使痊愈，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我们是害虫 "

新冠后遗症，首先是身体上的。

去年 8 月，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发布了一项对新冠患者后遗症的研究。

研究跟踪了 1276 名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医治的患者，随访他们出院 6 个月和 12 个月的康复情况。

研究发现，大部分患者的健康水平低于未感染人群。

睡眠障碍、脱发、味觉和嗅觉失调、头痛、关节疼痛、焦虑和抑郁等等，都是普遍出现的症状。

其中，疲劳和肌肉无力，最为常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患者出现呼吸困难、焦虑抑郁的比例竟然增高。

为什么？

除了病毒本身的直接影响，其实也和社会接触减少、孤独、身体未完全康复、失业有关。

人一旦被异化、被边缘化久了，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问题。

其次，是精神上的。

关于这方面的报道其实一直有，但似乎由于精神问题向来不被真正重视，所以看客们也就不以为意。

幸而，我们还有影像为他们记录。

纪录片《余波》。

其中一组主人公，是在武汉亲历新冠的一对患者夫妇。

拍摄时已是出院一年后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次采访，竟是他们治愈后的第一次和人近距离接触。

左邻右舍当他们是病毒：

只要听到我们的脚步声过来了

就赶紧把门关起来

夫妇二人开了一家药店，于是那些到他们药店消费的顾客，通常也会神色不安。

有老人带着小孩来买药，夫妇二人善意搭话，被老人急火火打断：

就在那点停，你不要进

不止于此。

从前关系很好的亲人，也因此主动隔绝他们：

出来了以后他（哥哥）就跟我说

你不要去找我的儿子和媳妇

我还有个孙子呢

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办

由于女儿身在国外，自从感染新冠后，他们几乎切断了所有和外界的联系。

导演邓阳提到，她在采访这对夫妇时，发现他们总是事无巨细地讲述这段时间发生的故事，具体到每一个日期和细节。

后来才发现。

这不是他们表达的问题，而是他们的表达欲望终于得到出口释放。

因为一直以来，完全没人倾听和在意他们经历过什么。

片中让人非常揪心的一幕，是采访时大叔小心翼翼地试探导演：

你们不怕我们吗

他们自认是 " 害虫 "。

对于社会的异样眼光，一直以来主动地沉默，自觉地承受。

仿佛错的真是自己。

这部纪录片还采访了 03 年非典、08 年汶川地震的受难者。

在他们身上，有着相似的沉默。

不敢说自己有灾后后遗症，独自躲起来痛苦，对外界强拧出一副正常的模样。

有后遗症也不敢说

他们怕被歧视

就像和阿芬境遇相似的那些求职者，他们只有藏起有过阳性记录这件事，才有可能找到工作，像正常人一样继续生活。

这份长期的沉默里，究竟有多少被压抑的呐喊？

究竟应该责怪谁？

我们真的只是旁观者吗？

或许，灾难中幸运的人，永远无法切身体会受难者的遭遇。

但在波及范围如此之大的疫情中，没被感染的大多数，真的只是旁观者吗？

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

因疫情影响，今年五月我国城镇失业率为 5.9%，青年失业率高达 18.4%，仍旧处于较高水平。

那么，那一大批失业的人究竟该怎样生活？

我们无法一一知晓。

还记得疫情期间，NHK 曾制作一档纪实节目。

《疫情下的日本女性》。

缘由，是受疫情影响，日本 GDP 增长率创下历史新低。结果相关调查发现，女性雇佣数减少了 74 万人，是男性的两倍。

为什么是女性？

在日本，大量替代性强的底层低薪工种是由女性从事，比如餐饮业和服务业。

这也变相说明，疫情中经济状况最快受到波及的，是那些底层劳动者。

你看以 " 历史无阳 " 把阿芬等求职者拒之门外的雇主们，其实大部分需要的也是日结工或是工厂产业工。

这些底层劳动者，可是社会的大多数啊。

也许，她们就是我们啊。

肉叔记得节目中一名受访女性，失业后尝试过多种方式仍然找不到工作，最后被逼到做三陪女。

然而尽管如此，也依然无法维持生活的基本开支。

她渐渐丧失活下去的意志，觉得 " 看不到未来，只剩下绝望和放弃。"

这不是个例。

据统计，疫情发生后日本的男女性自杀数，较疫情发生前分别增长了 21.7% 和 82.8%。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走投无路的人。

这难道不是值得社会重视的一种新冠后遗症吗？

受疫情影响，生活因而脱离轨道的，不止上述这些人。

或许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拎出来，都能说出自己或大或小的无奈。

纪录片《一次远行》，跟拍了五位因疫情滞留国外的留学生。

一个叫做倩仪的女孩，在疫情暴发时确诊胃癌晚期，因为回国难等各种原因一定程度上耽搁了治疗。

去年 9 月，她不幸离世。

我还记得回国那天，因为疫情男友无法和她一起回国，两人在机场紧紧拥抱。

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拥抱，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

当时的他们或许已经预料到，但谁也不愿说出那句 " 再见 "，让对方看到自己痛苦的样子。

这份无可奈何，让弹幕里很多人感同身受。

因为生活的不确定性骤增，各行各业的动荡，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感到无力和没有安全感。

有很多人，是抱着只要疫情结束就可以回到原来生活的希望过日子。

或许，其中也有正在读文章的你们。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是这场疫情的旁观者。

我们的确应该向前看。

生活也推着我们，不得不跟着时间往前。

但别忘了，也要转头看看那些不幸滞后一步的人。

更别忘了，该发出的声音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发声。

因为。

是我们，才能决定这个时代该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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