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这也叫艺术？

当代艺术是怎么讲“无意义”这件事的？

对当代生活缺乏意义和价值的批评，并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东西。至少在一百多年前，人类就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对“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发出疑问，并且付诸种种行动：

比如，取消上 帝和宗教对日常事务的最终解释权，赞叹人性和世界的多样化，剪掉头发，砸碎吉他，再带着宿醉和烟卷搭便车朝圣……在内卷、躺平这些词被发明出来之前，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和八零后，都是他们在历史上的名字。

幸运的是，当代艺术天然就是衔着“无意义”的金汤匙出生的。早在十九世纪，黑格尔就断定“艺术的形式已不再是心灵的最高需要”；到了1986年，评论家阿瑟·丹托干脆提出了“艺术的终结”。他判定，艺术会继续存在，但不会再承担任何宏大叙事——听起来完全就是艺术版本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有些问题不能想多，不然会把脑子烧坏”

按照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的说法，现代世界始于 1919 年。当时，一张在地球上拍摄的日食照片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然后人类就虚无了。因为当你发现“绝对”的概念被撼动之后，to be or not to be 已经不再是个问题，毕竟你都不知道脑子里问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你自己。

这股思潮还间接影响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开始钟爱书写个体的失败与消亡故事——换句话说，每一个自认为是虚无主义的人，可能都应该感谢爱因斯坦。

同样被认为是带有虚无主义特征的达达运动正好也发生在这几年。达达艺术家们要求为艺术卸下所有重担，没有美丑，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艺术”。他们反对一切（包括自己），破坏、挑衅和冒犯现存的价值；他们撕下报纸书信和杂志，做出梦呓般的拼贴诗和拼贴画。对他们来说，历史是由那些说“不”的人的创造的，是失去意义，而不是得到意义，才能带领人类上升。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说，一个人对活着这件事有没有信念感，事关全社会的稳定。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这一个多世纪的理论基础，我们甚至没有在这里危险发言的权利。好在，虚无的盒子被一层层打开之后，艺术家们就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了。

我们有了放在艺术展里的小便池、多了两撇小胡子的蒙娜丽莎、装在 90 个罐头里的艺术家排泄物、堆在一起的布里乐牌肥皂包装盒、从两层楼高的地方张开胳膊的纵身一跃，以及被泡在福尔马林里的死鲨鱼。在“你做这些又有什么用呢”的天问之下，艺术反而成了最容易理解的答案。

“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不会来”

在这几年的社交媒体上，最出名的以“无用”为题的艺术作品，大概就是比利时艺术家弗朗西斯·埃利斯在1997年创作的《徒劳无功》。它的全名是《实践的悖论1：有时行动只能引向虚无）》：烈日下，艺术家花了九个小时推着巨大的冰块穿过墨西哥的街道，直到冰块蒸发成地面上的一滩水渍。

埃利斯可能是最懂“虚无”的当代艺术家之一，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都像是从某个悲喜剧里摘出来的精华片段：

在街上遛一条内置磁铁、能四处吸东西的玩具狗；穿着有线头的蓝毛衣边遛弯边扯，直到毛衣解体成一根绵延到远方的毛线；征集五百个志愿者，一起用铲子把秘鲁首都利马郊外的一座沙丘推动了几厘米；带着绿油漆在耶路撒冷徒步几十公里，只为在地上画一条跟地图上颜色一模一样的分界线；花十年时间追逐墨西哥的龙卷风，拿着摄影机一次次冲进去，拍下自己在风暴中心的样子……

尽管每个作品背后都有着相当严肃的主题，但埃利斯本人却颇为佛系地说，他其实并不在意人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甚至连看没看过都不重要，你只需要听说过就行了。他甚至还在自己的展览中质疑自己，“这样的行为艺术真的能带来改变吗？”

同样是遛奇奇怪怪的东西，十几年前的中国艺术家韩冰选择的是一颗普普通通的大白菜。在他看来，“‘遛白菜’的人都有病，是一种常见的都市病”，无暇照顾自己和宠物，不如干脆拖着一颗白菜穿梭于大街小巷。“大白菜寂寞，又有随时被丢弃的危险，人也如此，说白了，遛白菜——其实‘遛’的是自己。”

虽然韩冰和他的白菜后来登上了《纽约时报》，但这位带着蔬菜走遍全世界的艺术家却相当坦率地说，“我不认为我的行为艺术能给生活中的那些重大问题提供答案，但它会引发公众去思考。”

如果不想用无聊和“有病”解读以上这些行为，也不想用主义、维度、场域、现代性等令人望而生畏的艺术术语，我们似乎只剩下了唯一一个答案：艺术家们试图呈现的，就是无意义本身。它珍贵正是因为它不提供思考之外的任何价值，你必须逆着逻辑和本能去看待并接受它。

它就是等式里的余数，是化学反应里永恒的杂质，是你总能从床底下扫出来的灰尘；它可以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还可以是待会儿去码头整点薯条，它就是任何让你觉得“好怪哦，再看一遍”的东西。

世界是有意义的，也是无事发生的

尽管美早就不再是艺术的唯一使命，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艺术依然是我们靠近美的唯一机会。

直到1965年，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里说，浪漫主义反理性、反对所谓的客观规律，试图让艺术的精神君临一切，而艺术的目的是产生美。照此说来，虚无不仅约等于美，还约等于浪漫，也难怪会被当代人当成下沉生活里的最后一块飞地。

“我住在一间小屋里，呼吸，直到用完这里的空气。”2006年初，香港艺术家白双全在釜山租了一间小屋，用塑料袋把自己呼吸的空气储存下来，等待这些塑料袋填满整个房间。这个过程用了大概十天左右，仅仅是因为他在某天睡前突发奇想，自己要用多久时间才能呼吸完整间房子的空气。

就在同年，他还做了另一个“等待戈多”式的作品：在没有和任何人约定的情况下，随便找一个地方站着，随机等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出现。当天下午四点多，他在九龙塘等到一个很久未见的大学同学Jacky，对方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会经过这里？”他说：“其实我并不知道，只是我等了你很久。”

还是那个冬天，他又在香港东宁大厦前从晚上站到天明，“我站在深水埔一栋13层高的大厦前面，等待所有人睡着了，我才离去。”看到这些，你很难不联想到那个爬上梯子久久凝视街边的摄像头、又用八天时间让自然风把一封情书从北京吹到廊坊的女友手里的年轻艺术家葛宇路。

并不是只有行为艺术家才擅长无用的浪漫。早在1952年，钢琴家大卫·都铎在纽约州的伍德斯托克小镇，第一次演出了美国先锋派音乐家约翰·凯奇的《4分33秒（4'33''）》。他打开琴盖，安坐片刻，然后起身谢幕。这部总长度4分33秒的“乐曲”，谱子上没有任何音符，唯一标明的要求就是“Tacet”（沉默）。

如果把目光放到更远处，那些隐藏在旷野之中的大地艺术似乎也可以加入这个阵营。

去年刚刚去世的艺术家克里斯托和他的妻子让娜·克劳德，曾经在1972年搭建了一个耗时二十八个月的项目《山谷的窗帘（Valley Curtain）》，他们在科罗拉多两座山脉间拉起一面高度有381米的橙色幕布。这件大地艺术作品仅维持了28个小时，就因为狂风而不得不拆掉——跟他们的其他所有巨型作品一样，哪怕筹备数十年，落成之后也只会暂时保留，不会出现在任何画廊和美术馆里。

小说《齐马蓝》可能是这种“壮丽的空寂”的最佳诠释：那位拥有了自我意识的机器人艺术家，长久痴迷在星际之间创造类似大地艺术的巨型作品，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躯壳、思想和过往的创作，回到泳池里快乐地刷它的瓷砖。

而在阿西莫夫《最后的答案》里，这个关于终结的故事被反了过来。人类拥有了一台无所不知的超级电脑，每代人都会向它提问：当一切都毁灭之后，熵可以被逆转吗？

经过一亿兆年的进化和运算，电脑终于得到了答案。但那时，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乃至时间和空间都早已不复存在。于是它从头开始，说出了那句诞生万物的“LET THERE BE LIGHT”——机器人是幸运的，因为可以见证虚无的诞生。我们也是幸运的，因为在虚无中获得了艺术、浪漫和美。但是，属于人类的那个泳池和答案，它们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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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NOWNESS现在”（ID：NOWNESS_OFFICIAL），作者：猫三只，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