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采邑制在规则和制度上的变化

采邑制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是指周统治者把田邑作为俸禄封赐给卿大夫。采邑制度产生于西周初期的王畿之内，春秋以来，周王室势力逐渐衰微，再没有强盛实力来束缚诸侯国的发展。各诸侯国得到了充分发展，地盘面积不断扩大，实力也不断增长，其采邑也纷纷发展壮大。

在齐国，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在楚国，楚文王“兼国三十九”，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这样，诸侯国手中掌握着大量土地，采邑的封授权力从周天子手中逐渐过渡到大国诸侯中。与此同时，采邑在规则和制度上发生变化，其目的、方式以及领属不再单一，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一、对本国人员的采邑

类似于周王室进行大分封，希望能“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齐楚两国在国内进行封授采邑希望能起到屏藩公室的作用。对本国公族人员的采邑。现以齐国高氏和楚国薳氏作简单说明。齐国高氏的采邑。高氏为姜姓，出自齐国公族。

《通志·氏族四》曰：“齐太公六代孙文公之子公子高之孙傒，以王父名为氏。”就是说，高傒用他祖父公子高之名字为氏，且公子高是齐太公六代孙文公的儿子。高氏累世食采于卢。《通志·氏族三》说：“齐文公之子高，高之孙傒食采于卢，今齐州卢城是也。因邑为氏。”《潜夫论·志氏姓》曰：“齐公族高傒食采于卢，因姓卢氏。”

楚国早期封授的薳氏。薳氏是楚国较早封授的楚同姓宗族。《左传》载楚地有“薳澨”和“蒍”。昭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19年）时，吴军入楚地，劫走了楚夫人（太子建之母）和一些宝器。楚司马薳越因没有追到吴师而自缢在薳澨。《通志·氏族略》云：“薳章食邑于薳，故以命氏。按有地名蒍，又有薳澨，则知薳为楚邑矣。”

据学者考证，蒍氏为薳氏的一支。《左传》也明确记载了蒍：杜预注曰：“蒍，楚邑”。子玉在蒍治兵，国老都祝贺他。这时候蒍贾“尚幼”，却出现在治兵习战的场所，可能是他住在附近。《楚居》中云楚文王从（樊）郢徙居爲郢，又从爲郢徙居免郢。清华简整理者认为爲郢可能与子玉治兵之“蒍”关。

对卿大夫的采邑。对卿大夫的采邑，一般首先考察的是卿大夫的功绩或者战功，功绩越显著，采邑就越大，其他条件往往排在功绩后面。以齐国两个著名的卿大夫鲍叔牙和管仲为例。

鲍叔牙辅助公子小白返回齐国顺利继承王位为桓公，并且举荐管仲为相，是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元勋。《史记》载：“鲍叔牙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但是封地多少，封邑何名，却没有明确记载。《通志·氏族略三》云：“夏禹之后有鲍叔仕齐，食采于鲍，因以为氏。”这里可见，鲍叔牙是因仕齐而食邑于鲍，且以鲍为氏。

根据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考证，鲍氏制作的青铜器鎛上记录了一个叫鄩的邑地，此是鲍氏的封邑之一，当地的百姓和都鄙皆属于鲍氏，这是齐桓公为了奖励鲍叔牙让贤之功而赏赐给他的。可以明确的是，鲍叔牙在齐桓公夺取王位的斗争以及称霸诸侯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所以他获得了封邑。

管仲治理齐国，一有功绩，齐桓公必定先赏赐鲍叔牙，因为是鲍叔牙让齐国获得了管仲这样的人才。管仲的食邑。根据文献记载，给管仲的封地，前后大概有三次。第一次是“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第二次是“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

此后，管仲子孙世代以榖为采邑。《尸子·治天下》载：“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数。”说明管仲的采邑不止狐、榖两处。第三次是：“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这里的“三归”是指三处邑地，这可能是管仲老年的最后一次赏邑。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齐桓公称霸诸侯的过程中，管仲功高盖世所以他得到的赏邑比较多是没有疑问的。

楚国对于卿大夫的封授，也是优先考虑有功者的。《韩非子·喻老》篇有这样的记载：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以贤能闻名的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政绩斐然，在楚庄王救郑回国对有功者进行封赐的时候，孙叔敖只是请求要了汉水附近一块贫瘠的邑地。

叶公子高平定白公之乱，使楚国得以安宁，并且威震四方诸侯，获得了六百畛的邑地。在与吴国的大战中，楚都郢多次遭到吴军入侵，楚昭王只好带领大夫逃亡，百姓也流离失所。

在楚昭王返回郢都后，呈献他保存完整的楚国法典，让处于混乱之中的百姓得到了很好的管理。他的功劳，等同于让楚国得以保全，所以他被封田六百畛。虽然并没有接受，但封授邑地给有功者，是惯例。

二、对异国人员的采邑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间兼并战争频繁，各国内部斗争也接连不断。许多人迫于种种压力纷纷脱离本国奔赴他国寻求发展，对于这些外来者，国君会根据其身份地位以及能力大小而采取不同态度，但为了彰显品德，一般是采取欢迎态度，妥善安置外来者。

对待异国公族成员。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公族出奔情况屡见不鲜，出奔的公族成员包括国君、太子、公子、公孙等。出奔的国君和太子这类公族成员一般来说是不会被授予采邑，但在异国的待遇很高，能安排居所，高者甚至能获得与其在国内相应等级的对待，比如承认政治地位和在生活方面的特殊照顾等；公子和公孙这类异国公族人员被授予采邑的往往较多。

如《史记》载：“（卫献公）十三年，献公奔齐，齐置献公于聚邑。”齐国将出奔的卫献公安置在齐国的聚邑，这里的“置”就是“安置”的意思。又如公元前517年，鲁国“三家共伐公”，鲁昭公逃亡到齐国，齐景公以“千社待君”，最后鲁昭公被子家以不能抛弃周公的事业转做齐国的臣下为由而被劝阻。

《左传》又云：“许灵公畏逼于郑，请迁于楚。辛丑，楚公子申迁许于叶。”许灵公畏惧郑国的逼迫，想要迁入楚国请求楚国的保护，楚国就把许国迁到了叶地。

“吴公子掩余、烛庸，被楚封于养，”《左传》有载，说的是公元前512年，吴国两位公子掩余和烛庸奔楚，楚昭王用“养”地封之，又用附近的城父和胡之田益之，这个记载就明确说明了吴公子封地不仅有城邑还有食附近之田，并且楚昭王封授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对吴国造成一定的损害。

《史记·吴太伯世家》也记：“夫概败奔楚，楚昭王……封夫概于堂谿，为堂谿氏。”吴王阖闾之弟夫概兵败而出奔到楚国，楚昭王把堂谿封给夫概，夫概以堂谿为氏。总之，出奔的公族能不能被授采，原因很复杂，应该和出奔者自身地位和能力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

对待异国卿大夫。相对于异国的公族成员来讲，异国卿大夫被授予采邑的可能性大很多。国君希望能通过授予异国卿大夫采邑，拉拢其成为同盟，从而削弱敌国势力。宋景公时，贵族向魋恃宠而骄，危害公室。其弟司马牛感到非常羞愧，将封地和玉圭归还给宋景公，出奔到齐国寻求发展，并且获得了封邑。

不久，向魋也出奔到齐国，做了齐国的次卿。司马牛和向魋先后从宋国出奔来到齐国，齐国对他们皆进行了封邑。楚封宋大夫鱼石等人。宋共公十三年，宋国大乱，“左师，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宋国左师鱼石，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太宰向带，少宰鱼府出奔来到楚国。

宋平王三年，宋国派老佐和华喜包围彭城。楚国派兵救援并取得了彭城，“纳宋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还。”这里，楚国把原来属于宋国的邑地彭城封授给宋国出奔而来的五大夫，虽然不是楚国的邑地，但在当时用割他人之肉以食其人的方法很是常见。

三、对待其他人

对待其他人的封赐，一般显得比较随意。比如有人向君王呈献了一些珍稀物品，或者花言巧言奉承了君王等，君王一高兴就对其进行封授。这类封赐，虽然属于少数现象，但影响不好。它能让人阿谀奉承，弄虚作假，致使君主偏听偏信，影响整个社会风气。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记载了齐景公对一阿谀奉承者的封赐。内容是老人因为祝愿齐景公以及他的子孙后裔皆长寿健康，国家永远安定和谐，满足了齐景公的个人虚荣心，深得齐景公的欢心，所以就获得了麦丘封地。

可以看出，这种封赐仅是根据个人喜好而随意进行，这样的变化，不仅说明了春秋时期采邑的不确定性，而且也破坏了西周以来传统的因功授采的采邑原则。

四、总结

春秋以来，周王室势力逐渐衰微，各诸侯国的势力不断发展，地盘面积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的采邑也纷纷发展壮大。此时的采邑在规则和制度上发生变化，采邑对象主要包括对本国人员、异国人员及某些奉承的普通人，其目的、方式以及领属也不再单一，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