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河南大学“潭头惨案”：当地村民祖孙三代呵护亡灵70余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遭到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摧残。战区、沦陷区的学校被迫迁徙，广大师生背井离乡，在颠沛流离中不仅难觅安心读书求学之所，甚而随时可能遭遇日军的血洗惨杀。1944年5月15日发生的河南大学师生蒙难的“潭头惨案”即是一则典型事例。

名校辗转   古镇逢春

河南大学校徽

河南大学肇始于1912年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民国时期河南省内唯一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抗战前夕，学校已拥有文、理、法、农、医5个学院15个系，范文澜、冯友兰、董作宾、郭绍虞、嵇文甫、罗章龙等知名学者先后在校任教。学生在校或走出校门秉承“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校训立身做事，不断为学校赢得赞誉。

在信阳涉水过河的河大战教团成员

“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侵。11月4日，日军攻占豫北重镇安阳，河南省会开封危在旦夕。风声鹤唳之中教育部与省政府决定，河南大学由开封迁往豫南山区。1938年3月，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在豫南信阳鸡公山、医学院、农学院在豫西南的镇平县开始了流亡中的复课。

5月12日清晨，正在河南视察国防工事的冯玉祥对坚持在炮火声中复课的河南大学、东北中学（时在鸡公山）师生和商民发表讲话，号召和鼓励全国各界同胞“精神贯注”，同心同力，坚决抗战。

10月，信阳、武汉先后失守，鸡公山的河南大学校本部及文、法、理学院师生向西北迁至镇平，与先期到达的医学院、农学院会合。孰料不及半年，日军侵犯鄂西北，中国军队组织“随枣会战”与之抗衡，期间与镇平相邻的新野、唐河等多个县城一度失守。立足未稳的河南大学师生再度规避战火，经过300公里的徒步跋涉，于7月份到达伏牛山北麓的嵩县。之后，除医学院留驻县城外，校本部和其他各院系继续前行，直至深山区的嵩县潭头镇（今属栾川县）。

潭头镇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镇，远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聚居。古镇位于嵩县县城西南30余公里，北部为秦岭余脉熊耳山，西、南部为伏牛山，伊河从镇南流过，十几个村落分布于镇中心街周围。镇内老街尚存民国初年重新修筑的高8米、厚3米的土围子（寨墙），设有东西南北四门，外有宽5米、深3米的寨壕，具有一定的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这里远离政治军事中心，群山阻隔，交通不便，为暂避战乱求学读书的师生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场所。

当时的嵩县-潭头一带仍处于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状态，社会进步缓慢，文化教育事业落后。但民风淳朴，民众热情厚道并有渴求教育、向往学校的欲望与需求。地方士绅、一般乡民对河南大学都给予了积极支持，甚至倾其所有解囊相助。他们或者清屋腾房，或者捐献家具、工具，供应粮食、肉类、蔬菜等生活用品，或者义务参与整理、修缮等劳动。经过短短的五天准备，校本部和各院系得以安置在三个村庄乡民腾出的22个院落中，实验室、图书馆、仪器室则分别设在普通民房内，更有关帝庙、三官庙、火神庙等公共场所成为别具一格的教学点。伴随着山上杂木和土坯拼成的桌凳和晚间摇曳的油灯，千余名师生开始了深山里的教与学。

自1939年夏到1944年春，河南大学在嵩县潭头的5年时间，成为令人瞩目的坚持在“华北唯一最高学府”。期间教育部多次派员视察，耳闻目睹，为河南大学师生刻苦向学、处惊不乱、教学科研成效卓著的状况所感动和赞叹。1942年3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河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蒋介石训令财政部，自1942年起河南大学经费列入国家预算。

河南大学在潭头创办幼稚园

日军突袭   血溅山峦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17日，日军攻破中国军队的黄河防线进攻郑州。之后，向南、向西迂回包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洛阳，并伺机消灭中国军队主力，流亡中的国立河南大学遭到一场灭顶劫难。

5月上旬，日军一部攻占洛阳外围重要阵地龙门。中国军队在逐节抵抗失利后，向豫西嵩县-卢氏-豫陕边后撤，以图与第八战区东援部队会合。6日，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率所部撤至嵩县纸房的上窑村。9日，遗弃军械物资继续西撤。

当日，驻山西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渡过黄河进入豫西，对西撤的中国军队形成夹击之势。10日上午，日机4架飞抵嵩县县城和近郊，对城防和民屋进行轮番投弹和扫射。日军坦克第3师团第17联队、第37师团步兵第225联队先后编成嵩县支队，由伊川、伊阳（今汝阳）两路进犯嵩县，11日晨，日军占领嵩县县城。当日，日军第37师团以步兵第226联队组成卢氏挺进队，沿嵩县-潭头-王家村等进攻豫陕边战略要地卢氏，试图破坏该地及附近包括机场在内的军事设施，堵截和歼灭从洛阳方面退却的中国军队。

河南大学潭头惨案纪念碑

5月10日，日军兵临城下之际，河南大学医学院师生由嵩县县城紧急撤往潭头，与校本部会合。12日，在获悉县城沦陷的消息后，学校迅速通知全体师生撤离潭头，到几十里外的嵩县大清沟（今属栾川县）集合。在轰鸣的炮声中，多数师生踏上了再次流亡之路，部分教师家属和学生受困于大雨和山洪仍然滞留在镇内。

14日夜，日军卢氏挺进队由嵩县桥头、罗庄、北店集结前进。在蛮峪街西南，与第一战区117师等部遭遇，双方一度激战后，中国军队向旧县方向退却。日军在大章一带发现写有“河南大学××先生宿舍”字样的门牌，在搜索中发现教学器材仓库一座，日军当即将其抢劫一空，包括德国蔡斯公司制造的新显微镜52个。日军继续西进，在旧县、西营先后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但攻势未挫。此时潭头一带，中国守军主力大部被调往豫陕边一带，仅有的两连兵力难以顾全全镇的防守，致使日军有机可乘。

5月15日上午，两路日军攻入潭头镇。时大雨滂沱，山洪陡发，未及撤离的河南大学师生四散逃避却无从安身。盲目奔逃的人流在往北山途中突然遇敌，日军骑兵开枪射击，当场6人死于非命，农学院院长王直青和段再丕教授等20名师生被俘。身背经纬仪的助教吴鹏为保护学校教学仪器与一名日本兵厮打，被当场杀害。

王直青和段再丕教授被强迫身扛枪械等重物在山路随行，稍一慢步即遭毒打。不堪其辱的王直青乘敌不备，纵身跳下山崖，幸被一农民营救得以生还。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女生痛斥日军暴行，竟被日军用铁丝捆绑，刺了几刀后扔进一口深井丧生。医学院院长张静吾与妻子吴芝蕙、侄子张宏中、助产士任锡云、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一行7人结伴逃难。途中被日军所俘，张静吾跳入深沟、任锡云挣脱绳索避入一空屋中侥幸逃脱，而吴芝蕙则被连刺数刀身亡，张宏中食管被刺4刀死里逃生。面对惨无人道的日军，刘祖望、李先识夫妇、妹妹李先觉表示“宁死不受辱”，三人一起投井自尽。

患难真情    青山永存

“潭头惨案”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无数流血惨案之一。在河南大学师生惨遭追杀的同时，当地民众也在日军烧杀抢掠中无以为生。面对侵略者的暴行，潭头及其附近的村民千方百计保护河南大学的教学设备，掩护师生脱逃险境，有的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石坷村村民祖孙三代守护“潭头惨案”亡灵数十年如一日的事迹，在令人感叹钦佩之际，更从一个侧面彰显并诠释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日军在由嵩县西进卢氏的途中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犯下了累累罪行。仅潭头、秋扒等7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在侵略者蹂躏下，无辜群众死伤100余人，妇女被奸污40余人，被毁房屋100余间，4万余斤粮食被抢，牛马600余头、猪羊近千只、鸡鸭无数被宰杀，返青即将成熟的小麦被践踏2000余亩。但是，面对凶残的枪刺，身处险境的潭头民众却千方百计保护河南大学的财产，甘冒风险掩护和救治未及转移的师生。

河南大学仓促撤离潭头，许多教学设备未及搬运而留在了各个教学点。在日军疯狂肆虐之际，大王庙村村民将农学院的显微镜、植物标本悄然收藏；党村农民崔铁秀把理学院实验室的贵重器材、仪器搬入自家地窖，将发电机、电动机埋在后院；古城村民杨芬英等收集散落各处的文学院部分图书资料，等等。5月20日前后，河南大学化学系主任李俊甫潜入潭头，寻找未及搬迁的校产。散失各家的仪器、图书资料等被村民争先恐后献出，不少青年农民则自告奋勇承担向新校址搬迁的工作。

距潭头镇3公里的石坷村，在一片布满荆棘的荒坡上排列着三个坟丘，安葬着潭头惨案中殉难的河南大学文学院学生朱绍仙、法学院学生辛万灵和助教吴鹏。其中朱绍仙的肠子被日本人用刺刀挑断，农民李永信将其抢救回家细心照料，终未能挽回他的生命。李永信等将朱绍仙和辛万灵、吴鹏的遗骨分别下葬，堆起坟墓。此后李永信及侄子李中贵、侄孙李红泰祖孙三代呵护亡灵70多年，祭坟扫墓从不间断，直待亡者家属前来寻亲。其情真意切，感人至深。2015年10月，李红泰入选中央文明办发布的“中国好人榜”，真乃实至名归。

2005年9月17日，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潭头附中等单位在栾川县潭头镇石坷村看花岭竖立“河南大学潭头惨案纪念碑”，碑上刻有《抗战期间河南大学师生潭头镇喋血记》《河南大学潭头纪念碑建碑记》，如实记述了潭头惨案发生的经过，谴责侵略者的战争暴行，告慰殉难者的亡灵，以青山作证，铭记历史。

作者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参考了《河南大学百年纪事》及相关县志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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