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馆借镜】初探现代博物馆展示语境中的策展研究

导读

策展的本质是“展示”。物（客体）、人（主体）、空间（场）之间的关系，视觉性为主的体验（观看）与意义的阐释（叙事），构成策展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

本文尝试通过建立八组概念之间的关系，初步构建博物馆语境中策展研究的框架，包括现代博物馆与收藏、藏品与展品、物与空间、展示与观看、可读性与可写性、身份认同与公共治理、实然与应然、博物馆的泛化与异化。

引言：从“展览”到“策展”

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产生不同的博物馆形态。20世纪以来的现代博物馆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物的收藏、基于技术理性的祛魅与智识教育、全球化。博物馆作为一种全球普遍存在的文化机构，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物质性”与“公共性”是现代博物馆的核心属性。通过“展示”，两者融为一体，构成博物馆的本质——人与物关系的形象化。

对中国博物馆而言，策展与策展人这组概念是从美术馆与艺术界引入的。其中名词混乱的套用与借用，导致“策展”一词在日常实践中概念不清、语义不明、纷繁复杂，“策展人”更多成为一种流行的职业身份标签。从中国博物馆一般的展览流程来看，与策展最为贴近的是“内容研究与设计”，其成果体现为陈列大纲与陈列方案，后者包括展品的挑选与安排，是近20年来中国博物馆展览内容工作的通用称呼。

与绘画语言、摄影语言、电影语言一样，策展有自己独特的媒介与模式，也有自己的“语言”，具有方法论的特性。仅仅从实务操作层面对展览工作的经验与流程进行归纳与梳理，缺少从方法论层面对内在逻辑的认知与辨析，限制了博物馆展览的进一步发展与成熟，导致了“千展一面”的现实。因此，需要从理论思辨的层面问一些问题——现代博物馆为展示提供了怎样的空间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博物馆如何叙述世界与历史、艺术与文化？作为历史、艺术物证的“藏品”如何转变为“展品”，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策展如被视为历史、文化解读与转译的一种路径，其方法论与范式具有怎样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现代博物馆的策展，具有怎样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文化现实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在繁盛的图像时代与景观社会中，博物馆的策展是否需要回应，应该如何回应？新的学科理论如新博物馆学与批判性文化遗产研究、艺术史研究的转向对博物馆策展有怎样的影响，而策展研究本身又会对博物馆学以及博物馆的发展有怎样的价值？

本文尝试梳理八组概念之间的关系，展开现代博物馆展示语境中策展的内在逻辑与价值，初步构建研究框架：基本明确研究对象与要素、一般性与特殊性、方法与路径、目的与价值。本文仅是“初探”，以中国的、具有实体空间的、人文历史类博物馆，即一般日常认知中狭义的博物馆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包含科技馆、规划馆、自然馆等广义范畴的博物馆，也不包含数字展览。文章中所使用的策展与策展人名词均不对标其原生语义的内涵与历史社会语境，仅指展览策划以及策划展览的人。

一、现代博物馆与收藏的关系

——策展是基于“物”的行为

以收藏物为核心的近代与现代博物馆，起源于16、17世纪的欧洲，以英国的阿什莫林博物馆为代表。“收藏”是界定一个博物馆性质与衡量社会认同的基本标准。因此，理解现代博物馆收藏的特点，对理解其策展尤为重要，这是一个需要首先被厘清的基本认知问题。由收藏决定的博物馆的物质性，让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策展在最大程度上区别于艺术策展或其他任何类型的策展，即以物为本体，展开叙述逻辑、思考展示方法。

基于物质性，博物馆的收藏同时具有独特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一方面，在传统收藏与日常经验中，古物/古董/宝物与“博物馆”总是联系在一起，尤其在中国，博物馆的收藏对象长时间以来固化在“文物”这个概念中，更多地指向与当下没有直接关系的遗址或遗物。另一方面，这些古物和物品的收藏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私人性质的物的收藏，而是具有社会性表征。博物馆展示语境中的策展源于博物馆的收藏，物质性成为策展的基础，并与它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紧密联系，同时可以（应该）激发出博物馆潜藏着“作为革命摇篮”的可能性。

二、藏品与展品的关系

——策展是制造“意义语境”的行为

2010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编撰的《博物馆学关键概念》从三个角度表述“博物馆之物”，分别对应物品“博物馆化”的三个阶段——历史之物、收藏之物、展览之物。“历史之物”，是过去遗存的碎片，物中被折叠的信息是多维度、多面向的。物是抽象的、无生命的、且自我封闭的；“收藏之物”，是所有自然物或人工物的集合，它们短暂地或长期地被存放于经济活动范围之外，在特定的封闭地点受到特别保护，并且为人所观看。因为对象失去其原本的用途或交换价值，但仍具有象征性的价值，而成为意义承载物或象征物被收藏；“展览之物”，是指当对象用于展览时，可以被当作符号。但它们不仅仅是符号，它们可以直接为感官所感知，因此在英文中经常使用“真实之物（real thing）”，以说明物在展览中具有的“真实存在”的力量。

展示让公共收藏从本质上有别于私人收藏，公共博物馆的目的不在于“藏”而在于“展”，只有在“展”的过程中，其普遍性的目的才能实现。入藏后已经丧失了实用功能的博物馆收藏品，在展示语境中，通过策展进一步呈现与投射出物与物、人与人，以及物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揭示特定的社会制度、文化形态或伦理观念。

当然，在展示语境中被符号化的物品/藏品，并不仅仅是抽象的符号，其保留着实物形态和物质性，兼具符号性和物质性的“展品”，是一种特殊的媒介，它改变了时间的状态，让“过去”与“现在”同时在场。

三、物与空间的关系

——策展是生成“空间叙事”的行为

展览可以依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包括展览内容、组织形式、展示方法、特殊对象、展览场所等，不同分类中可以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小类。对展览进行分类是展览实践的有效依据与手段。以展览内容分类为例，依据主要反映的学科内容，展览可以分为历史类展览、自然类展览、艺术类展览、科技类展览、生态类展览、遗址类展览、非遗类展览，以及其他具体学科的专题类展览与综合不同内容的综合类展览。按照展览内容分类通常与博物馆分类有一致性，是一种常用的分类方法。但这样的分类无法形成对策展行为内在逻辑的认知，容易使同一类型展览陷入一种固化的模式与套路，这是导致“千展一面”问题的根本原因。

宋向光教授在《物与识：当代中国博物馆理论与实践辨析》中指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一些特点：展览呈现了真实确定的实物及其意义与文化信息；观众通过视觉信息，在一个四维空间即具有时间维的空间中，展开沉浸式学习。在这个四维空间中，物是对象，物与其他以视觉为主的媒介组合，构建叙事，形成一种有意义的空间。相较于缺乏内在逻辑、仅限于展品摆放的“陈列”，只有具有叙事表述与意义阐释的展示才能被称为“展览”，这种展示行为主要体现为如何编排物在空间中的视觉关系。策展只在展览中存在，也只有通过策展才能实现从陈列到展览的转变，生成一种主客交融的“空间叙事”，成为一种“博物馆式”的认识、阐释与投射世界的方式。

四、展示与观看的关系

——策展是投射“物”与“自我”关系的行为

展示与观看是一体两面，在展览的叙事空间中，策展的本质是确定展品与观者之间的视觉位置，即确立展示与观看的关系。博物馆的陈列语言即展览的形式设计，作为策展的重要实现工具与手段，就是对内容与展品在实体空间中进行编排，其本质是非文本性的空间视觉传播，通过视觉传达、造型艺术的各种手段，将内容与展品在实体空间中形象化、具象化地展示，在根本上是对特定空间中展品与参观者关系的可视化。

同一件藏品中蕴含多重意义，在不同的展览中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样貌，扮演不同的角色。同时，对观者而言，它们又像是镜子一般，以不同人对展品不同的理解，投射出观看主体即自我。在这个层面上来看，策展所构建的意义系统并不是一个单向、封闭、稳固的状态，一旦观者进入展览，这个意义系统由于各种变量的介入，会开始发生变化，那么，策展本身就要考虑自身意义系统的构成与这些变量的关系，是尽量可控以维系稳定与封闭，还是有其他可能的选择。

五、可读性与可写性的关系

——策展的价值在于阐释

历史之物，是过去的遗存碎片，是抽象的、无生命的且自我封闭的。由这样的物所构成基本叙述的博物馆展览，它的叙事往往是碎片化与不连贯的。这种碎片化的叙述结构，使得再丰富的馆藏都不可能完成完整的叙事结构。展览的叙述结构更像是一种文学的“嵌套”，一个个充满各种信息、具有封闭意义的物，通过策展被符号化地嵌入一个更宏大、更主观的展览叙事中，主客交融构成一种相对的虚构性。因此，可读性弱——展品的内涵与展品被阐释的意义（来自策展人或观众之间）差距较大、可写性强——阐释大于物本身的信息内涵，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博物馆展览中。

博物馆展示语境中的策展，通过展示语言对物品进行解释，本质上就是一种对阐释权力的操控。同时，“遗产”也是通过阐释被“认定”与“制造”的，博物馆策展是这一文化生产过程的重要方式。对历史（遗产）意义与价值的再创造、再调整、再协商，这就是博物馆策展的可写性，也是策展行为本身的价值所在——策展性越强的展览，体现的可写性也越强。

六、身份认同与公共治理的关系

——策展的意义是生成社会价值

20世纪60年代，新博物馆学在欧美兴起，以考察博物馆与社会关系为核心，实现博物馆从“出世”到“入世”角色的转换，是新博物馆学倡导的核心思想与价值观，这已成为博物馆今天自我定义与身份认知的共识。强调博物馆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决定了策展的意义及其强大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集体身份认同与公共治理的工具。

通过策展制造的历史叙事与展示语境，是对这种公共的、集体的、社会身份认同的投射，展览是将这些关系可视化的结果。同时，地区与国家的公共治理，通过博物馆及其展览行为，在文化政策的实施、意识形态的疏导等社会层面上，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七、实然与应然的关系

——影响观众思想与内在感受的展览是好展览

只要具备动机、资源（展品、资金）与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就能做出一个展览，只是在规模、影响力上有所不同。展品或者说藏品的特殊性可能会有一定的专业要求，除此以外，与其他技术性较强的专业领域比较，做展览并没有什么专业门槛，这可能是人文学科研究与实践最大的特点。但是要做成一个好展览，则有它必要的专业判断，包括专业技能与学科价值的评判标准与体系，并且与学科转向的影响、社会价值的导向有紧密的联系，更多的是一种价值与伦理判断。策展水平的高与低，往往与藏品的价值、资金的配比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名贵的展品、充足的资金未必一定能打造出一个好展览，展出珍贵文物的展览不能等同于优秀的展览。

如何评判展览这一由博物馆之物组成的意义系统？我们不应针对这个系统表达了什么（具体陈述与展示的内容），而是它可以、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不是what而是how，才是对展览组织方法及内在逻辑进行专业性判定的标准。下面将扼要说明打造成功展览的要点。一个成功的展览并不需要具备所有这些因素。这些要点将被看作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精确的描述，包括如下内容。

·展览的某一方面具有创新性。

·展览对特定主题提出了新视角和新认识。

·展览提供了新的信息。

·展览以激发兴趣（或争议）的方式综合表现已有的知识和藏品。

·展览创造性地使用传播媒介、物品和其他展览要素。

·展览特别的美，具有激发个人的、情感的反应的非凡能力，并（或者）以建设性方式给观众留下深刻记忆。

·展览激发观众的反应，这是具有转变力的参观体验的迹象，这些体验常以如下方式表达出来：真令人难忘，这个展览让人大开眼界，我将再不会这样看×××了，我非常激动，它给我巨大的震撼，它令我不寒而栗，我终于弄明白了。

对观者思想产生影响的展览，是了不起的。一个“好展览”无关乎分类、手法、技术，最终还是要回到“人”这个尺度上，从人的体验来看待展览的价值，回到人与世界关系的考量，关注博物馆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只是这种“改变”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语境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展览作为博物馆与社会直接发生关系的媒介，像一面镜子，不停地映射出这一系列的改变。博物馆策展的优劣在根本上取决于对这一观念的认知和理解。

八、博物馆的泛化与异化的关系

——策展研究的价值是构建对策展行为与内在逻辑的认知

展览是文化实践的结果，策展则是其过程的总和，它的资源构成、组织方式、行为逻辑、判断标准是什么、受到哪些影响，组成策展研究的内涵。策展研究是对展览行为内在逻辑的分析与判断，而不是对它应用于具体情境时的实务性操作流程与方式的梳理与归纳。当然，策展研究要基于广泛而具有代表性案例实践，但其目的与归因不在于是否能够直接将其应用于具体的展览场景中。

策展的本质与“展示”有关，物（客体）、人（主体）、空间（场），视觉性为主的体验（观看）、意义的阐释（叙事），构成策展研究分析的主要对象。

通过叙事制造一个具有视觉性与媒体性的第三空间，是现代博物馆展示语境中策展的内在逻辑，具有很强的主客交融的特性，根据主客交融的不同程度，可以区分不同的策展类型。从诗学的角度分析策展，以一种文学修辞的手法，把展览看作是一个文本或者说文本创作的过程，有“作者”即策展人，有“读者”即观众，有“语法规范”即叙事逻辑，有“文学风格”即视觉形式，也有“隐喻”即价值阐释。以文本创作者的主观性强弱来比拟策展过程中策展人介入的程度，就会发现策展人主观性阐释的程度在“作者型策展”中就要强一些；而以科普教育或审美鉴赏为主要目的的功能性展览中，传播学与信息论通常发挥主导作用，强调信息传达的扁平化与准确率，策展人与观众主体性发挥的余地、意义附加的空间比较小。

现代博物馆中的策展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特性，是它所具有的“公”的维度，这不仅是指公众参与的“公共性”，而且指策展行为过程中的“公有性”。这是由策展跨学科的生产方式，不同资源的组织与社会协同造成的。这个“公”的维度随着现代社会专业与分工的程度发展还在不断递增与加强。在这个过程中，策展更多是一种社会关系与文化关系的生产。

博物馆策展主客交融的特征与文化关系生产的公有性，是博物馆“文化实体化”的方式。尤其当我们身处于繁盛的景观社会中，博物馆的“泛化”，即具有博物馆策展范式的展示行为在博物馆外的各种空间与领域中发生，文化旅游、体验型消费、公共空间的展示等。与此同时，随着策展实践在博物馆中的进一步深入，其他学科与领域的思维方式、表现范式、行为模式也逐渐渗透在博物馆的各种行为中——博物馆发生“异化”，越来越不像与社会保持距离的传统博物馆。这不仅仅限于博物馆与美术馆、艺术馆之间，也存在于博物馆与电影、戏剧、游乐园、商场等更加广泛社会文化组织中，博物馆“异化”对其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

结语：“为何一切尚未消失？”

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认为，数字技术席卷全球，一切都可以被虚拟与高度抽象化。依托于物的收藏与保存的博物馆，以在地性实体空间中物的展示为主要社会行为方式，能否抵制“他者的消解”？数字化的社会中，知识与智识逐渐扁平化，传播比阐释功效更大、可写性大于可读性，以物质性为本质的博物馆及其策展，应该如何选择？虚拟世界中的展示与策展是否存在？这种种提问，有待于留在以后展开，也是博物馆策展研究中各种未尽的可能性。

本文改编自《初探现代博物馆展示语境中的策展研究》，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21年第6期（总第30期）。作者：许潇笑，杭州博物馆。

文章来源：博物院杂志

编辑 | 黎占娣

审核 | 李满超

审定 | 张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