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错觉：科举制并不促进社会流动 反而加深阶层固化

长久以来，科举制一直误认为古代中国的伟大制度创造。尤其是它疏通阶级流动的作用，往往最受后人称道。但匪夷所思的是，科举制的效仿者仅止于朝鲜与越南，哪怕是儒学当道的日本都未受多大影响。虽然近代欧美的公务员考试被许多人视作科举制的学生，但二者的政治效力却大相径庭。毕竟，西方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官是通过考试选拔的。

那么，人类历史上为何仅有中、朝、越三国热衷于科举取士呢？

莫非其他文明国家都不存在阶级流动吗？情况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普通人都有阶层上升期盼 不可能甘愿为他人充当“畜力”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个观念：任何文明都有且必须存在阶级流动，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希望自己的下属是一群酒囊饭袋。解决该问题的主要手段，就是引入竞争机制，从平民中提拔有潜力的人才种子。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就是为领主充当统治工具的军人继承。因此，只要平民技艺高强、甚至能自备鞍马盔甲等武器，就有机会被晋升为骑士。倘若在后续的战斗中军功卓著，自然会进一步得到官爵封赏。

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群体 就充当着阶层流动职能

如果不想走武人路线，那么做个受人尊敬的学者也不失为阶级晋升的良选。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鲍德温博士研究：1178-1215年间，在16位留下过传记资料的巴黎大学教师中，就有4人出身低下、3人是私生子、1人来自市民阶级，还有7人属于中小领主家庭。仅有1人来自大贵族家庭！这意味着哪怕是在遍地贵族的欧洲中世纪，只要努力上进，那么无论文武都有阶级的流动空间。

中世纪的巴黎大学 让很多底层子弟有了出头希望

此外，欧洲中世纪的平民晋升方式，也确实跟东方的科举有本质区别。其中最典型的现象，就是欧洲的各级地方政府，其首脑往往为世袭贵族把持。平民休想像科举制那样，一夜之间登上公爵、伯爵的宝座。此类现象貌似很不合理，直观反映出贵族阶层对政治权力的深度垄断。但只要分析东西方的权力结构差异，就很容易了解背后的真实逻辑--不是西方的制度太僵化，而是东方的权力太集中。

欧洲的封建制讲究相互制衡

众所周知，封建时代的欧洲可谓遍地都是贵族领主。除权力很高的国王外，各级领主们一样求贤若渴，急欲提拔民间精英为己所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政治权力比较分散，每个贵族领主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型权力核心。但对不熟悉情况的东方观察家看来，这样的阶级流动方式会显得十分古怪。

科举制度的创世鼻祖 隋文帝

相比之下，东方的皇权从隋唐两朝起，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平民阶级想要晋升，就必须参加由中枢钦定的科举考试。而且与之前汉代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不同，前者是士人直接与中央搭建从属关系，后两者则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地方势力以选官权。换言之，推行科举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疏通阶级流动，而在于消灭其他权力核心，保证中央皇权的一家独大。

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九品中正制

可能有人要问：以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难道不是疏通了底层的晋升渠道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许多针对九品中正制的批判，恰恰源于对该制度的误解，否则也不可能在魏晋南朝时代存续数百年之久。任何国家不仰赖有能力的精英治理，也绝无机会形成南北对峙局面。何况像陶侃这类出身底层的风云人物，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并不罕见。至少在当时，高官厚禄与大权在握完全是两个不同概念。更为可悲的是，南朝的宋齐梁陈的四代交替均是庶族篡位，反倒没有高阶的士族得手。因为士族阶级已在东晋末期被架空，演化为一个只任虚衔却不掌实权群体。

宋齐梁陈的四代篡位者 全都来自庶族

当然，科举制度对权力生态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在初期的隋唐时代，科举不仅录官稀少，地方上还有自治权较大的藩镇。直到篡位者当权的两宋，才广纳举子、革新官制，让科举制迎来了只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有言：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换言之，没有大量靠科举筛选出来的流官存在，两宋时期针对地方政府的稍夺便难以成功。宋朝的政治制度运行，也由此呈现出“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悲情特色。

宋朝时期的科举考试现场

随后，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读书习武者的最大梦想。因为和过去的士族门阀不同，举子的地位权力完全来自于科举这套中央体制，离开了这个系统就什么都不是。因此，他们不会否定这套系统。相反，还要拼命维持这套系统的生命。对于帝王而言，科举制度最大的重要性也不在于刺激社会活力，通过这套系统实现对士人阶级的直接掌控。随着士人阶级对皇权依赖性的强化，君王的权威便得以进一步加大。可以说，直到有宋一代，今天人们日常概念中的“士大夫官僚阶级”才正式成型。

明朝对科举制度的把控力度又高于宋朝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皇权专制再攀高峰。朱元璋在决定举行科举考试之际，就把开科取士的目的说得清清楚楚:吾强之,而天下不得不争。吾柔之，吾不使与彼争, 然财争我者亦寡矣。吾有法以柔天下 ,则无如复举制科！

清朝时期的科举 又比明朝的管控力度更强

因此，明清两朝科举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中央皇权对于地方的控制愈加严密。例如，宋朝虽然集权度大大加强，但管理乡试的权力尚且属于地方政府。但从明朝开始，则把乡试的管理权也收归中央，正副主考皆由皇帝直接指派。后来的满清统治者也照单全收，还经常由皇帝亲自出题，营造出所谓“天子门生”的从属关系。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朝 催生出所谓的天子门生现象

由此可见：科举与其说是加强阶级流动的制度，倒不如说是皇帝让渡一部分权力用以强化自身权威的手段。皇帝和科举产生的官员之间，就像磁石和铁钉的关系。钉子本身并没有磁性，只是磁石赋予其磁性而已。

官本位思想 就是科举制度的直接产物

这套系统的运作时间一长，自然会衍生出官本位思想。哪怕是最穷困潦倒的士子，也会因为一个“烂大街”的秀才封号而显得高人一等。著名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就有这样一段细致描述：

胡屠户又吩咐女婿道：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业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面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种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可见在这位胡屠户眼中，秀才虽然不是“很值钱”的东西。但也算是体制内的“有头有脸”人物，平头百姓已经不能与他们“平起平坐”。哪怕范进依旧贫困，甚至让亲生母亲果腹都做不到。

范进中举 就是对科举制的微妙讽刺

倘若能再进一步挤入“举人”行列，那么秀才们的人生境遇便会立刻翻天覆地。小说里的张乡绅曾对范进不屑一顾。后者在参加乡试前挨饿三天，也没见他送去丝毫救命钱粮。一旦中举的消息传来，又竭力跑去主动 拉拢。这样的前后反差无疑极富讽刺意味。

科举制的发展 催生出一个依赖金榜题名的固化阶层

更加发人深省的是，范进把毕生岁月都耗费在科举考试上，却从未考虑过另寻其他上升路径。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科举制度恐怕不仅没有加强阶级流动性，反而是在限制阶级晋升。今天的社会精英要实现自我价值，可选之路包含但不限于从商、从政、修学等诸多方式，古人反而只有参加科举为皇帝服务这一条出路。可见，科举实在不应该后人为之自豪的制度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