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说李世民用人之道登峰造极？一个不讲究山头、鼓励杠精的皇帝

要明白李世民的用人之道多高明，首先得明白贞观期间的朝廷人员组成有多特殊。

派系复杂

：李世民登上帝位，是政治斗争的产物，而且在玄武门之变后并没有进行人员清理，故而贞观初年的群臣自带政治派系。

大的层面来说，分为秦王府、太子府、太上皇李渊嫡系；

贵胄众多

：汉、明等大一统帝国的开国功臣集团中，出身布衣、草根的不在少数；而唐朝则多出贵胄——绝大多数原本是隋朝官员，其中，萧瑀、陈叔达，分别出自南朝梁、陈皇族；裴矩、宇文士及、杨恭仁等是前朝宗室、姻亲；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柴绍、殷开山、李靖等，都是贵族子弟。

这种构成有利有弊。好处是官员整体素质高，便于开展工作；坏处在于要“压住”这些人并不容易。

如此复杂的构成，但结果却出奇的好：各种出身、各类派系的人才在同一个屋檐下合作顺畅，不仅没有其他王朝常见的高层内耗，反而相互扶持、相互帮助。

史书称“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即出自原太子府的王珪、魏征习惯于直言劝谏，而秦王府元老房玄龄、杜如晦不仅不反感，反而甘心让位、分享权力；

公元629年，房玄龄主管官员考核期间，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其处事不公，唐太宗命令侯君集核查，此时魏征挺身而出，认为房玄龄等“皆朝廷旧臣，素忠直......”，分析他们只是工作量繁重、不可能存在徇私舞弊，李世民便撤销了审查令。

在一个大环境下，如果一两个人比较正直，也许是个人品德所致；但如果绝大部分人都如此，那一定是体系、制度的功劳。

而在封建君权时代，如魏征所言：“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有其王、才有其臣，帝王本人才是塑造一个环境关键。

简单来说，李世民的用人之道有三大特点：

第一，用对的人做对的事，而不是山头主义。

“自己人”这个名词在我们的管理观念中根深蒂固，许多领导者用人，首先不是看对方合不合适、能否称职，而是看对方是否可靠、是不是自己的亲信。

这就造成了一种常态：除非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那些没有山头、但却真正有才的人往往极难被安排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在古代，这种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无数“劣币驱逐良币”的事例给人留下无尽遗憾。

但李世民却是一股清流。贞观一朝有个奇怪的现象：秦王府的旧臣，大多小心慎微、谨言慎行，李世民的铁杆尉迟敬德曾被严厉警告，张亮、侯君集被杀；原太子府的王珪、魏徵等却看似更加畅快随意，悉数位极人臣。

以魏征为例。我们都知道，玄武门事变前，魏征曾经极力劝说李建成杀掉李世民。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当李世民夺权后，对魏征处以极刑也不为过。但令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李世民却一笑泯恩仇，给魏征安排了全权安缉山东的大权。

李世民此举并不是沽名钓誉，他知道，当时天下刚刚安定、人心不稳，外有强敌突厥，内部刚刚经历惨烈的宫廷政变，山东地区并非关中集团的传统势力范围，过去曾涌现窦建德、王世充、李密等一方枭雄。因此，山东稳、则天下安，而魏征身为山东人士，曾先后在窦建德、李密等人手下服务，天生是最适合安缉山东的人选。

说白了，李世民敢用重用曾经的“仇敌”，是因为他知道对方适合做什么，也知道对方建功立业的渴望。而后来魏徵在贞观年间竟能成为人臣的标杆，更是侧面证明了唐太宗一代明君的气度与眼界。

另外，曾经并非自己嫡系的李靖、李世勣，都因出色的军事才能被委以重任（如灭东突厥的千秋壮举）；而那些众所周知的老部下，却没有享受过特殊待遇——恃功而骄的尉迟敬德被李世民用韩信、彭越的例子严重警告；在秦王府成长起来的侯君集希望做宰相，被李世民以“次第未至耳”（排序还没到）为由拒绝，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凌烟阁功臣确实不够格。

第二，用人所长、容人之短，而不是吹毛求疵

。

人们都有“严于律人、宽于律己”的惯性思维，很多领导者对部下要求极高：要有才，还得有德，更得听话、忠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劳任怨、只付出不追求回报，不能有任何低级趣味......最终，往往会变成部下投上级所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把精力都放在如何包装自己、讨领导欢心这方面，在具体工作层面却只能畏首畏尾，甚至变成做多错多、做少错少，久而久之，这个体系将腐朽不堪、走向灭亡。

在封建专制极权时代，帝王的权力可谓毫无上限，这种情况更是司空见惯，在最高统治者喜好影响下之下，历朝历代为何时常出现奸佞如鱼得水、忠臣屡被排斥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李世民在这方面则实现了突破。在写给儿子李治的《帝范》中，他给出过一番真知灼见：

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

这段话很容易理解，就不再逐字解释了。粗暴点理解：再差的人，在他这里也能被发掘出优点。史书中举过具体实例。

李世民让封德彝为朝廷举荐人才，但过了很久都没什么业绩；面对责问，封德彝狡辩：“并非我不尽心，只是当今天下没啥奇才罢了。”

李世民驳斥：“君子用人跟使用器物一样，每一种东西都要选用它的长处；古代创造治世的贤，难道是从其他朝代借用的人才？你应该反省自己为啥不能发掘人才，怎能反过来诬陷世人无才？！”封德彝听后羞愧不已。

还有一位凌烟阁功臣萧瑀，为人刚直、对人要求极高，以御史大夫之职参与朝政时，经常挑房玄龄、魏征等人身上的毛病说事，甚至还多次发起弹劾。但在李世民看来，这些毛病都无关痛痒，基本不予理会，仍旧对房、魏信任备至。没多久，他干脆让萧瑀不再参与朝政议事，而是担任太子少傅、干最适合他的事。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啥贞观年间名臣济济、其他大部分朝代都难以匹敌？常言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帝王本人要承担大部分责任。

第三，听取不同意见，不分亲疏、兼听则明。

早在先秦时期，韩非子就提出“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对于臣下的言行，君主不加以验证就不会知道实情；如果偏听偏信，就会受到蒙蔽），要求君主必须多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样才能接近真实情况。

但“谄谀易合、正直难亲”，古往今来，能够压抑自己内心的喜好、愿意听取不同意见的领导者又有多少？对那些“挑刺”的臣子，大度点的帝王一笑了之、置之不理；心胸狭窄点的，甚至会举起权力的武器，予以无情打压、迫害。但如果某个朝廷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种大臣，那往往距离衰败就不远了。

李世民曾经问过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

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硃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

正是吸取了这些教训，谏官这一职位在贞观年间大放异彩。为此还诞生了支撑这一体系的制度。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下诏：“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当然，在一旁监督的还有史官。

这是什么概念，

就像如今公司中召开领导班子会议时，专门安排一群善于找茬的杠精在一旁盯着，一发现问题就当场发难

。试问哪个企业的领导人都这份自信和胆气？

为了了解官员的真实情况，李世民经常派人去地方巡察；他还要求，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给自己写信、反映朝廷为政得失，而不用担心任何政治错误；

同时，对于自己的错误也能做到及时改正。他曾派人暗中给官员行贿，以“钓鱼执法”的形式挖出贪官。有个小官就因此中招——收受了一匹绢布，李世民准备处以极刑，但民部尚书裴矩表示不服：“为吏受赂，确实该死；但陛下故意让人行贿、害人违法，这也并非圣君所为吧。”李世民不怒反喜，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贞观年间，君臣一心、共同努力的景象，在中国封建史上极为罕见。人无完人，唐太宗李世民虽有缺点，但在用人方面确实没有其他帝王能与之比肩。他晚年曾说：“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只有掌握高超的用人之术，才能成就封建史上少见的英明君主；他的“自矜”，其实毫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