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拒绝又重设武举是为何？武举作用及应试标准是什么？

说起武举我们一定会想起周星驰的《武状元苏乞儿》。但其实武举制度始设于唐，确立于宋。至元代，废武举。专事荫袭。明朝时，又重开武举。明太祖朱元璋对武举的先积极后消极的态度虽影响了明朝后来皇帝，但武举还是开办了起来，在明代选拔将帅的多种途径中，武举的地位不容忽视。

一、拒绝和重设武举是为何

从明朝立国前后至宪宗朝，武举制度形同虚设。吴元年(1367年)，吴王朱元璋下令开武科取士，且规定“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

后因战事紧急、前途未卜，朱元璋未能将之付诸实施。

明朝立国后，性好猜忌的明太祖朱元璋担心武将手握重兵、威胁皇权，因而对之大肆诛戮，并让武臣子弟入卫学、儒学学习儒家经典。

在此背景下，武举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

洪武二十年(1387年)，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开设武举，明太祖称这是

“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材”，断然予以拒绝图

。明太祖的言行，影响到其后数代皇帝，武举迟迟不能开科。

直到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明宪宗才应廷臣之请，诏令开武举，并颁定有关考试办法。但开科仅数次，即予废止。成化十三年(1477年)，廷臣复请“立武举”，宪宗坚执“武举不必设”图。次年，宪宗采纳宠幸太监汪直之言，拟如文举之制开武科乡、会、殿试(以下简称“三试”)，后因大臣万文康密奏其不可、宪宗改令暂缓而不了了之圆。

自孝宗朝始，武举制度得以实施

。弘治六年(1493年)，孝宗颁武举法，定武举六年一行(1504年又改为三年一举)。而后，明代数朝君臣又对此制不断加以修改补充。如正德十四年，武宗又将武科先试“策略”、后试武艺的传统方法改为先武艺、后“策略”，且再改武举为六年一科，定于子、午、卯、酉年乡试(会试在次年)。

此后，武举或三年、或六年一开，但基本上都能坚持定期开科。

明代武举制度自吴元年(1367年)初定，即以“策路”为重，宪、孝两朝承其定制.武宗虽然改先试武艺，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扭转“以答策为主”的局面。

穆宗、神宗两朝，设科渐重武艺

。隆庆四年(1570年)，穆宗传谕允许“力胜”三百斤以上“艺勇不凡”者，经抚按官单独考核后，送入武学肄业以候会试开科四。

万历末年，科臣奏请开设“将材”武科，以示武闱之重“技勇”，后虽“报可而未行”，但武艺地位的上升由此可见一班。及至明末，以至“武科所重惟较力与射”。

二、武举考试的变动

1.主、监考官员的委派和考生的范围

明代武闱主考官一直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监试官开始时基本上由都察院指派。自嘉靖中叶后，才改归皇帝指派。天顺八年(1464年)，宪宗令巡抚、巡按御史会同“三司”官主考各省武举乡试，巡按御史主考两直隶乡试;会试则由兵部会同总兵官主考国。宪宗特地安排御史为主考官之一，是有意让其兼负监试之责。

嘉靖元年(1522年)，重新颁定:各省及两直隶乡试由巡按御史主考;会试由两名翰林官共同主考，另派给事中及其部属四人为“同考试官”(亦兼监试之贵)，监察御史两名为监试官。此后，由御史主考乡试(兼监试之责)、监考会试以及会试由二人共同主考的制度基本保持不变。

2考试科目

明代武举，乡、会、殿试次第举行

，其科目的设置大体可分为“策论”和“技勇”两大类。时人称:“所谓‘论’者，辨析往古成败;‘策'者，决策利害与国际边事所宜。”团“技勇”之设则旨在“观气于颜色，观威于约束，观能于坐作进退”。

明宪宗登基后，一度正式开科取士，朝廷所设科目有“策”(初场)、马射和步射(二场)等三项。穆宗时，又将试“力”加入考试科目，使其科目总数达到了五项.万历末年，神宗曾拟开设“将材”武科，考试内容包括马射、步射、枪、刀、剑、戟、拳搏、击刺(初场)、营阵、地雷、火药、战车(二场)、兵法、天文和地理(三场)。

若非当时“报可而未行”，明代武举科目就将猛增至15项。

事实上，明代武举考试科目至崇祯年间增加到6项

，思宗将隆庆武举考试中的试“力”改为试“石”，且将它与神宗时未能实施的试”刀”一并纳入武举固定科目之中。

3考试的评价判标准及分等升赏之法

明代武.举考试的具体评判方法，曾几经修改

。宪宗时规定:“答策二问.骑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属上等，合格者官吏、旗舍余丁(即“舍余”)和平民百姓分别予以加署职二级、授所镇抚或授各卫试经历，并每人每月发禄米三石的奖励;“答策二间、骑中二矢、步中一矢以上者，次之”，及格者官吏加署职一级、旗舍余丁授冠带总旗、平民百姓授各卫试知事，每人按月发放禄米二石。

弘治六年(1493年)，孝宗规定:考生答“策”，“文理优、韬略熟”，且马、步射及格(按:其标准依照宪宗定制)以上者，加升二级;“文不甚优，射虽偶中”，只升一级;“虽善行文，射不中式及射虽合式、策不佳者”，不得录取。弘治十七年(1504年)，又诏令仿文举事例，将武举中试者的姓名予以“出榜”公布，并“赐宴”多。

乡试称“鹰扬宴”，会试叫“会武宴”。正德三年.(1508年)，朝廷又详定有关条例，规定:凡答“策"作“论”文笔稍为逊色，但“粗知兵法”，能“直说事状”以上的考生，“马上中四箭以上、步下中二箭以上”者，官员晋职二级，其中第一名若是百户以上官员，照例加升，若是百户以下官员，则特授千户职衔，以示“崇异"。

第二名以下者，总旗授以百户，小旗、生员、舍人授以试所镇抚，普通军民授以各卫试知事，每人每月.支取禄米三石;答“策”作“论”如前，“马上中三箭以下、步下中一箭以上”者，官员量加署职一级，总旗授以署百户，小旗.舍人授以署冠带总旗，生员授以试知事，一般军民则授以试巡检，一律每人按月发给禄米二石;“策论虽优而弓马不及或弓马偏长而策论不通”者，不予录取。

正德十四年(1519年)，又正式颁定马、步射的标准距离

，两者分别以35步、80步为则。自世宗至明末，明代武举考试中传统科目(“策"、“论”、马射和步射)的评判标准及有关分等升赏之法等，虽有修补，但无重大变更。其间，在武举科目中新增的试“力”和试“刀”两项。

试“力”要求考生能“力胜五百斤或四百斤、三百斤以上”，否则予以淘汰。试“刀”主要是看考生的刀术精湛与否，如能“运百斤大刀”，“术”与“力”俱佳者，则在优先录取之列，如崇祯四年(1631年)会试、殿试中式者王来聘和徐彦琦即“能运百斤大刀”。

三、武举带来的作用

嘉靖朝会试每科录取人数通常达八九十名。

累计各省、两直隶及两京的武科录取人数，其每科取额当在千人以上。穆宗时，开科两次，每次会试录取人数均在百名以上。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神宗正式规定:以后每科武会试进士名额“以百名为率”。直到崇祯年间，武会试录取名额仍基本保持在百人以上。而历朝各处乡试，每次开科录取人数一般都是几十名上下。

明朝最高统治者将历届武科所取人才，充实于京营、团营、卫所及边镇等处军政行伍之中，直接提高了明朝官军将帅(特别是中、下层武将)队伍的总体素质，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其中有不少人脱颖而出，成为明王朝的封疆大吏，为维护明朝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的俞大猷即是武进士出身。

此外，武举取士的实效，使明朝最高统治者在选将任将时，逐渐把其重点转向武举。明末张溥所言“国家(明朝)选武之道，亦数变矣。始重录荫、继举谋勇、终尚武举法”这简要说明了这一变化过程。正是这一转变，刺激了当时各阶层的人民，致使习武练兵在明朝统治区域内渐至蔚然成风。

时人吴国伦称“比岁士就试(按指隆庆四年以前广东武举乡试)，率不满五百人，今至千人有奇，有以激之故也。拔三十人于千人，盖取其尤，重激之也”。武举应试者成倍增加，可见其时习武之风日盛。士民普遍习武，有利于全民军事体能、技能素质的增强和提高，对增强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四、总结

朱元璋因为害怕武将威胁皇权，因此拒绝推行武举。但是因为武举在选拔武将人才方面的杰出作用，还是被后世的皇帝开办起来。武举制度始终是明朝统治者用以巩固和加强专制皇权、维护封建统治的有效手段。事实上，通过开设武举直接招揽和间接造就的大批武学人才，也确实为朱明王朝特别是其中后期政权的稳固和统治秩序的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