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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日伪宴会上毒杀敌人,海内震动,两兄弟全身而退

2021-10-19 来源: 网易 原文链接 评论0条

1939年6月10日晚六点左右,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一场酒会准时开宴。这次酒会是为了给两个日本人接风洗尘,这个人是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

开场白后,酒会的中的日本人和伪政府官员,纷纷举杯喝下美酒,然后三三两两地聊起来。

过了一会儿,忽然有人大喊——酒里有毒!然后捂着肚子翻倒在地。

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

日本总领事馆的人慌了神,立即停止宴席,找来日本军医当场化验,结果发现酒中确实有毒。

酒宴中有多人中毒倒地,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毒酒案”一发,全国震动。日伪人员心惊胆战,国人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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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视察日伪部队

日本人吃了这么一个大亏,当然不能善罢甘休。毒酒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日本人派人专门查案,查来查去,他们把目标锁定在总领事馆两个中国仆役詹氏兄弟上。

当日本人准备抓詹氏兄弟时,两人连同家人一起人间蒸发,早就撤出了沦陷区。

没错,做下这个惊天大案的正是这英勇的两兄弟——哥哥詹长炳,当时26岁。弟弟詹长林,当时23岁。

两年前,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军事情报组织,叫“中华民族复兴社”。詹长炳、詹长林兄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经过秘密策划和部署,兄弟二人先后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做仆役,潜伏下来,搜集情报。

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把原来的“复兴社”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军统”。

詹长炳、詹长林兄弟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归“军统”指挥,称为军统局南京区,区长是钱新民。

1939年6月初,詹长林从日本外务省的一封来信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将于6月9日到南京总领事馆视察。

詹长林当晚把这一情报传送出去,立刻引起潜伏组织的高度关注。钱新民认为,有日本大员来视察,总领事馆肯定要组织酒会,参会的必然都是日伪要员。这是个集中投毒,打击日伪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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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新民

6月6日晚十点前,钱新民在丹凤街22号,军统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家里,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并要詹长林密切注意事态发展。

6月8日,詹长林看到日本总领事馆发出了不少请柬。他从这些请柬中得知,6月10号晚上,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崛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三重。

应邀参加酒会作陪的人员,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等。总领事崛公一和领事内田及两名副领事四个人将作为主人主持宴会。

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

詹长林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上报告。钱新民得到这一重要情报以后,看到宴会时间和参加人员都已确定,下决心发动一次史无前例的投毒行动,出其不意的在日寇心脏上插上一刀,把日本的核心分子一网打尽。

行动若能取得成功,必将给正在抗战中的中国军民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给日寇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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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长林

钱新民安排人员,专门成立了投毒行动小组,由尚振声任组长。卜玉琳负责联系情报,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茹负责挑选毒药,詹长林则被定为投毒的具体实施人。

行动小组对这次投毒行动,做了周密的计划与部署。

詹长林接受了任务以后,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说——我有一个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地撤离南京。我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我还有全家老小,但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

詹长林的要求得到批准,行动小组为撤退做了周密准备。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向各方被邀请人士发出了请柬。总领事馆里也立即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了起来,张长林的任务是为宴会购酒。

6月9日,詹长林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回到领事馆,他把酒从酒坛子分别灌进酒瓶。

6月10日早晨,钱新民把詹家所有的人都集中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是上刀山下火海,结果如何不可预测。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但大家谁都不讲话,默默吃饭。

吃完饭以后,詹长炳、詹长林像往常一样,准时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家属们则由专人安排护送,从下关渡江去江北八卦洲农村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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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新闻报道

詹长林按照预订计划,事先就对主事请假说——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以后,要去下医院。主事不疑有他,点头答应。

宴会开始前,詹长林负责温酒。

为了投毒万无一失,詹长林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偷偷地把毒药倒入酒瓶,并且使劲摇动,让毒粉均匀的溶解在酒里。

开宴时,他见酒席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便沉着镇定地捧起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紧张地观察事态的进展。

可惜的是,当宴会开始时,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伪维新政府的重要人物却都来了。

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本馆外交人员补充空缺。

总领事首先致辞,欢迎清水一行的到来。人人都站起身,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然后一饮而尽。

詹长林躲在暗处,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任务已经完成,便急忙脱掉白色工作服,跳上自行车,骑出了总领馆后门。

他赶到不远处的傅厚岗高云岭巷子里,与哥哥汇合以后迅速离去,赶到燕子矶笆斗山江边。

刘玉卿、王高科早奉命在那里等候,马上把詹氏兄弟送到了江北。

就在詹长林离开领事馆十多分钟以后,酒宴上有人发觉酒中有异常味道,大叫酒里有毒,然后纷纷倒地,场面极其混乱。

日军老羞成怒,迅速进行疯狂的报复。

当晚,日军宪兵队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

老万全酒家的掌柜,也遭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最后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林兄弟身上。

但当他们赶到詹长炳兄弟住处时,詹家早已逃离。

日伪当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纸上刊登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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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坑杀抗日军民

从6月10日到7月10日,这一个月之内,日伪当局在南京城里,先后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1000多人次,进行拉网式的清查搜捕,日方还派便衣特务到上海租界跟踪追捕,但都一无所获。

日本总领事馆发生的“毒酒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日本当局严密封锁,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南京城,市民们无不暗自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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