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幕后：康有为是怎么样包装了自己的改革思想？

引言

康有为这位1895年激进的上书者终于重新进行考证，经他考证，经学能够论证洋务，儒学则可以概括进步。康有为出生在广州的一个颇有名望的士大夫家庭中，他在学习经学时具有超常的能力。但是，他不久便发现经学著作“皆空疏无有”。康有为后来曾说过：他的老师“谆谆诫吾傲”，但当他在二十一岁时对世界进行思考时却“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他努力做一个圣贤之人，纵论经学传统。

康有为的儒学新释

首先，康有为进一步开展“今文经学”运动，该运动对孔子一些经学著作的正统“古文经学”的权威性提出质疑。对于那些按经学传统行事的改良派来说，“今文经学”的考证颇具吸引力，因为它打破了新儒学正统学说的一统天下。康有为总结了“今文经学”学派的研究成果，于1891年将几部经学著作斥之为伪经。

他的结论是：“汉学”的基础有误，而“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康有为的猛烈抨击并没有被士子们广泛接受，但是他的论点既博大精深又启迪人心，因此，这是19世纪90年代学术界里引起最大反响的一种观点。高级官员们于1894年焚毁了印制他的书籍的印版，但是他们无法阻止他于1895年成为进士和翰林院学士。他此时已达到功名的峰巅。

1898年激进改良派的当政

虽然康有为在思想方面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是维新运动并没有立刻取得优势。1895年的失败引起的恐慌不久便消失了。只是一些官员和士绅仍在一些省份中推进维新运动。比如在湖南，尽管这个省的士绅极端仇视太平军叛乱者和基督教传教士，但在此时他们却屡屡标新立异。

由于得到了总督张之洞的保护，这个省的官员们在省会长沙倡导现代化，其成果到处可见：经过铺设和架有街灯的街道、河上的汽艇、通往外地的电报线、现代警察系统、设置现代课程的学院和进行演讲与讨论等活动的学会。这些在士绅和官员合作下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国各地一场正在兴起的运动的象征。

当帝国主义者在1897年末重新造成危机局面时，康有为的机会来了。一些坚持正统的“自强”观点的温和派人士将他作为力主维新的青年专家推荐给皇帝。到1898年中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显然已做好瓜分中国的准备，因此必须采取行动。康有为已想出许多计策，而热情的年轻皇帝终于对他表示信任，这位皇帝当时二十七岁。康有为受到召见，第一次召见历时五个小时，康有为说：中国“覆亡无日”。“皆守旧者致之耳”，皇帝答道。康有为指出：“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鱼也。”

鉴于中国传统的牵制与双重牵制、分权和对当权者的监督制等是用来保护王朝统治免遭国内敌人伤害的手段，康有为的方案主张重建国内行政系统。这时，在抵御外敌时，原来庞大臃肿的行政机器不但无用而且有害。因此，康有为提议起用受过现代教育的专家，建立由十余名大臣组阁的内阁制行政系统，以取代运转不灵的六部和军机处。如同日本人一样，康有为认为西方的国会不仅在征税、防止腐败和促进公共福利方面行之有效，而且能够加强君民之间的儒学纽带。

他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甚至建立地方“民政局”，在士大夫的参与下进行维新。在他的追随者中，各种各样的狂热思想正在流行，包括民主思想，简化书面语言，甚至包括男女平等思想和提倡西方服饰的主张。

在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这个百日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作为顾问置身幕后，由光绪帝发布了四十余道上谕，几乎涉及所有能够想到的问题：创办现代学校、重定考试制度；修订法律作为摆脱治外法权的开端；振兴农、医、矿、商各业，鼓励发明和出国留学；实行陆军、海军、警察和邮政系统的现代化。除了湖南之外，这些上谕几乎没有得到实施。官员们等待自从1889年隐退的皇太后对这个维新方案的反应。

当然，顽固派的反对异常激烈，除了皇帝之外，所有改良派都是汉人，而皇帝裁撤闲职的措施对许多在职的满人形成威胁，一些满人担心皇帝将会撤掉所有满人的官职。将寺院改为学校的计划使和尚们惊恐万状，他们在宫内的太监中拥有许多朋友。

军事改革威胁到了古老的满人八旗兵和维持治安的汉人绿营兵。抨击作为官职资格考试的旧科举制度威胁到了所有具有仕途之志的士子的利益。谴责腐败则对几乎所有官员造成了影响。总之，当皇帝的计划公之于世时，他发现不仅与他的养“母”太后，而且与整个既成制度处于敌对状态。慈禧太后当时已六十三岁了，但依然精力充沛。

1898年的争论并不是集中在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上，而是集中在是推行康有为的激进主义还是继续坚持温和的“自强”路线的问题上。在洋务运动中，“自强”路线已坚持了近四十年。“自强”的目的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得到了概括。《劝学篇》在百日维新时期出版，陈述反激进主义的立场。这本受朝廷之命发行的书影响颇大，它首先主张通过恢复儒教的社会秩序来维护满清王朝。

因此，该书提倡“三纲”（孟子所述五种重要关系中的三种，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强烈反对西方的平等主义、民主政治、君主立宪制、“民权”学说、议会、个人自由和公民自由权利。其次，张之洞主张通过教育来挽救中国。他提议改革科举制度，建立学校、学和京师大学堂等不同等级的教育机构，在课程设置上儒家经学与西方技术并重。这是一项效法日本的计划。它还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和实行普遍兵役制等内容。第三，张之洞希望通过工业拯救中国。

在这一方面，他在武汉创立的军事“自强”事业是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楷模，其目标之一就是减少中国对进口钢铁的依赖。张之洞已于1890年在汉阳开办了一家铸铁厂和一家枪炮厂，于1894年在湖北的大冶兴办了一座铁矿。他提出，在一个中央铁路行政机构的主管下，修筑穿越中国心脏地带的京汉广铁路。

皇太后发现她的整个世界都受到了康有为的威胁。康有为抨击维系她的统治的两大支柱—经学和腐败的官僚系统。她等待时机，同时反对维新的势力也在加强，终于在1898年9月21日，皇太后在满族高级军事指挥官荣禄的帮助下，在一场政变中囚禁光绪帝，从而开始了她的第三次摄政。

百日维新的骤然告终导致了大部分旧秩序的恢复。然而，一些温和的改革措施保留了下来，诸如裁撤某些闲职和建立现代学校等。但是，1898年事件的主要意义在于，按日本明治维新的革命方式所进行的革命性的激烈尝试遭到失败，尽管在此后的十年中温和的改革仍在进行，但是皇太后的反对派们认为，任何真正的革命性变革只会从社会下层发起，而且很可能诉诸暴力。

结语

因此，渐进主义由于步伐过慢反而使暴力革命更容易爆发，但这仍是将来的事。皇太后轻而易举发动的这场政变表明，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在1898年还没有具备革命的条件。在来自西方世界的进攻和推动已历时六十年之后，中国的传统秩序仍然十分强大，并具有猛烈抵御现代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