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三国演义》中的头号反派，率先崛起，为何没能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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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三国时代最大的反派是谁？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个来自西凉的董卓！

抛开《三国演义》等文艺作品和现代动漫游戏的艺术再创作，光是史书上对董卓的记载与评价，就绝对当得起汉末最大反派和第一恶人的名号了！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评价，董卓凶狠残暴到前无古人的程度，“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

可就如孔子所说：“虎兕出于柙，孰之过？”要知道，董卓在进兵洛阳前，仅仅是一个位列九卿之下的前将军，所带的兵力也不过3000人而已。那么，又是谁将董卓这个魔王释放到人间的呢？董卓又是怎么做到篡夺汉帝国权柄的呢？

在汉羌战争中崭露头角

董卓，字仲颖，是陇西临洮人。临洮位于现在甘肃省中部、隶属于定西市，在东汉这里属于凉州的范畴，也就是说，在东汉人的概念里，董卓属于典型的凉州人或关西人（函谷关以西）。东汉时，关西地区就出过窦氏、马氏和梁氏等军功大豪族，比如窦宪就曾经攻灭北匈奴，勒石燕然，立下了不次于西汉卫青霍去病的不世军功。

董卓自幼也是任侠好武，力大无穷，能携带两套弓箭，左右驰射。有意思的是，后世掀起“安史之乱”的安禄山，也擅长左右开弓而闻名。而让东汉帝国倍感头疼的汉羌战争也给了董卓展示勇武的机会。

汉羌战争主要爆发在凉州地区，当地的羌人叛服不定，与东汉帝国交战，前后长达百余年，极大地消耗了东汉帝国的国力。而到了董卓所处的汉桓帝与汉灵帝时期，在著名的“凉州三明”，即段颎（字纪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三位凉州名将的奋战下，羌乱终于趋于平定。在此期间，董卓也因为自己的善战而从军，并崭露头角。他先是被凉州刺史成就征辟为从事，领兵讨伐羌胡，结果“大破之，斩获千计”。

由此，他获得了当时并州刺史、名将段颎的赏识，被推荐给司徒袁隗（袁绍、袁术之叔）担任佐官。几年之后，董卓以军司马之职，跟从时任中郎将的名将张奂征讨汉阳叛羌。此战，汉军大胜，董卓也凭借此战之功，官拜郎中，历任广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然而，因为之后张奂得罪了宦官，董卓也受到牵连，由此被免官。而东汉朝廷为防备羌人再次叛乱，之后很快又将董卓起用为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在此期间董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

中平元年（184）二月，黄巾大起义爆发，董卓以中郎将的身份回师参与镇压起义，结果却被张角所击败，导致被免官。而之后凉州豪强边章、韩遂联合羌人再次发动了叛乱，这给了董卓复起的机会。董卓重新成为中郎将，并因功被封为前将军。

“忠犬”的最后一道束缚被解开

其实仅就董卓前半生的表面经历来看，他也算是劳苦功高。

也因此，待到汉灵帝驾崩，代表外戚势力的大将军何进与代表宦官势力的“十常侍”之间的政治斗争进展到白热化之后，依附于何进的士大夫家族代表——袁绍，才特意向何进献计，召董卓带兵进京，以作为诛宦官的助力。而何进采纳了袁绍的建议。就此，董卓这条表面上的东汉帝国忠犬脖颈上的第一道束缚被解开了。毕竟在何进下达召董卓带兵进京的命令前，就算后者再有野心，最多祸乱一下凉州，不可能有机会触及东汉的政治核心。

其实，何进与袁绍都希望董卓进京，也有自己的考量。何进的考量是，董卓的弟弟董旻此时正在洛阳担任奉车都尉，而且与何进的部曲吴匡、张璋关系密切。袁绍的考量是，董卓是其叔叔袁隗正式引入仕途的，算得上是袁氏的门生故吏。因此，何进和袁绍都分别认为，董卓这条表面上对东汉还算忠诚。

《董贼图汉》，现代，戴敦邦，国画，题材出自《三国演义》第四回《废汉帝陈留践位 谋董贼孟德献刀》

然而，等到董卓带兵进抵洛阳时，何进与宦官们已经在宫变中同归于尽。这就导致在当时东汉首都里，已经没有凌驾于董卓之上的军事统帅存在。于是，董卓这条“忠犬”脖子上的最后一道束缚被解开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奇怪，就算董卓狼子野心，他麾下的军官与士兵为什么愿意跟随他去一起去胡作非为、以武乱国呢？

二元君主观下的凉州军团

这就不得不具体说一下，以董卓为首领、亲属乡党为骨干、部曲为核心的凉州军团了。正是依靠着听命于自己的凉州军团，董卓才从东汉帝国的方面军指挥员，转变为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也才能在时机恰当时进一步掌握东汉帝国的最高权柄。

凉州军团的形成，则是东汉军制、汉羌战争和门阀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首先，东汉的军制已经从西汉的普遍征兵制转向了募兵制。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军制，男子成年（秦代是17岁，西汉放宽到了20岁）后，就要去登记，开始服役。一般是主要服徭役，即修墙筑路、运输粮食等。之后服两年兵役，其中一年在本郡的地方部队，一年在边防部队或者中央卫戍部队。两年服役完成后，男子转入预备役，除了每年再服一月徭役外，一旦有战事爆发，要立刻应征入伍，出征作战。他们一直到56岁（有爵位者）或60岁（无爵位者）才免除服役。这就是秦汉时代普遍征兵制的基本面貌。

但是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这样临时征发、服役期短的军制，已经不适应需要千里远征（对匈奴），进行长期驻守与作战（对羌人）的帝国了。因此，在东汉时代，进行了征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有意思的是，差不多在同时期，罗马共和国也进行了“马略改革”，同样将征兵制转为了募兵制。

东汉所实行的募兵制，主要是通过“赏赐”或“赐钱”，征募民间的“壮士”“锐士”“先登”“陷阵士”“气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比如《汉乐府》中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同时，负责募兵的往往是当地的刺史或太守。而且当时的募兵往往以同乡和宗族为单位。也就是说，某地的地方长官或军事长官根据作战需要，可从自己的宗族和同乡中募兵。然后，这些军人由其负责训练指挥、分发军饷、安排职务、分配军功等事务。这就等于给了东汉的地方势力将国家的正规军队变为自己的私兵部曲的机会。这就是俗话说的“兵为将有”。

《彩绘三国演义·废汉帝陈留践位》，近现代，金协中，国画。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四回。在演义中，废汉少帝、立汉献帝是董卓的大罪之一，但有史料指出，他废立汉帝可能得到了世家大族的默许，袁氏的族首袁隗甚至可能亲自参与了废立

董卓就是如此，在连年对羌作战中，他征募和组织起了一支以通过血缘和宗族为核心、凉州人为主的“凉州军团”。史载，“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具体来说，《三国志》《后汉书》中记载的董卓主要将领共11人，其中李傕、郭汜、张济、樊稠、胡轸、杨定、段煨这7人都是确定的凉州人，而牛辅、李蒙、王方3人虽然籍贯不明，但前者是董卓的女婿，后两者很早就是董卓的部曲。只有徐荣1人是非凉州人。

特别要提及的是，东汉人的家国观念与忠君思想跟后世是有很大差别的。东汉人的家国观念是，家族是第一位的，而以州郡为国，也就是同乡极其重要。对此钱穆曾指出：“他们似乎只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会和国家。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节目，然此二者全属个人和家庭的，非国家和社会的。”

这就是著名的东汉二元或二重君主观，即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所概括的：“汉人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亦谓之郡朝。”

这种观念到底有多强大？学者杨联陞在《东汉的豪族》一书中曾提及，“在某一长官之下做过掾吏的，则一定有君臣之谊。将来长官岁改任或去职，他们仍算是他的‘故吏’，在这个名义下面继续保存着隶属关系。……两汉时候，为父母服丧，还没有定制。为长官却已经有服三年丧的，可知君臣之谊很重。”

由此可见，董卓所招募的那些凉州兵将，忠于董卓，为其而死，在东汉时代是天经地义。至于皇帝和朝廷，在道德层面，他们是可以无视的。

吞并并州军

当然，东汉朝廷的权柄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当时董卓带入洛阳的兵力不足，只有3000人。此时洛阳所拥有的军队，还有何进、何苗兄弟所遗留下的军队部曲，更有与凉州军团齐名、“天下强勇，百姓所畏者，有并、凉之人”的并州军。

这时候，董卓显示出了他狡黠的一面。他没有着急用暴力手段去解决其他部队，而是针对自己兵少，不足以压服其他部队的情况，玩了一招无中生有和一招虚张声势。他连续四五日都让部队在夜里偷偷离开军营，第二天一早再大张旗鼓地进驻军营。此举让只有3000人的凉州军团弄出了上万人的声势，更营造出一种凉州军团的援军在不断开来，董卓实力愈来愈雄厚的假象，形成了对其他部队的震慑。

在此情况下，董卓趁热打铁，接管了何进、何苗兄弟遗留下的军队部曲（其弟董旻应该出力甚多），更通过唆使吕布杀掉了丁原，吞并了并州军，从而成为洛阳军事力量的实际掌控者。

《董卓叱丁原》，现代，戴敦邦，国画，题材出自《三国演义》第三回《议温明董卓叱丁原 馈金珠李肃说吕布》。董卓威胁丁原，却发现吕布在后，因此虎头蛇尾。在正史中，丁原统帅的并州军同样骁勇善战，但由于尚未完全军阀化，因此他手下将领并非效忠其个人，最终被董卓分化吞并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并州军。如前所说，并州军是与凉州军团齐名的天下强军。郑泰在列举董卓麾下的“天下之权勇”时，就是将并州军与凉州军并列的。而且并州军的威名与历史甚至要高于凉州军。

并州在东汉时包含太原、上党、西河、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五原、上郡、代郡等地。这些地区从秦代到西汉，都是对抗匈奴骑兵的最前线，也是中原王朝重要的养马地所在。因此这些地区的骑兵一直被认为是天下精锐。东汉王朝建立时，就曾大力依靠着并州骑兵的力量，“世祖（汉光武帝刘秀）以幽并州兵骑定天下”。所以在东汉王朝的早期，并州人也在朝廷里拥有较高的地位。然而，东汉王朝的中后期里，并州人与凉州人一样，同样遭遇了被掌握“世传家学”的世家大族的排挤与打压。

不过，并州并没有像凉州那样差点成为朝廷弃儿，也没有如凉州军团那样的羌胡化。所以还是有一些并州人被关东世家大族所接受，被纳入进中央朝廷。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允。王允因为后来跟吕布一起诛杀了董卓，并在《三国演义》中，以献上貂蝉的连环计而被大家所熟知。真实的王允，字子师，是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他自幼文武全才，“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由此被选入朝廷中枢任职，“三公并辟，以司徒高第为侍御史”。董卓进京时，王允已由从事中郎转任河南尹了。在之前遭遇宦官迫害时，太尉袁隗、司徒杨赐还曾为其上书求情。这说明王允和世家大族中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亲厚，是士人眼中的“自己人”。

《彩绘三国演义·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近现代，金协中，国画。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允授意貂蝉离间董、吕父子。史实中，吕布是和董卓侍女有私情，惧怕追究而参与杀董密谋，并无王允献貂蝉之事

既然有进入朝廷中枢的可能，因此并州人没有像凉州人那样强烈的离心力。这就导致并州人没有军阀化的思想基础。而从并州军的首领，并州刺史、执金吾丁原，与其手下大将吕布、张扬、张辽的履历与关系可以看出，他们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并没有如董卓与手下大将的亲属或部曲关系。比如张扬、张辽当初都是何进命其归本州、去河北募兵。丁原只是麾下大将的上级，而不是主君，因此并不拥有他们的效忠。至于下层将士也只是听命于募集自己的那些将领。这样的组织度自然无法与已经军阀化的凉州军团相对抗。而且，董卓也曾担任并州刺史和并州牧，在并州人中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于是，吕布在董卓的唆使下杀掉了丁原。而董卓则就此吞并了并州军，从此“兵士大盛”，“京都兵权唯在卓”。

就这样，董卓得以武力为基础，开始了对东汉朝廷统治权柄的掌控。

一开始董卓还努力争取关东的世家大族支持，甚至有潜在的合作可能。比如董卓大量提拔任用中原士人，尤其是先前受到宦官迫害，被朝廷离弃禁锢、不允许其从政的党人。

《彩绘三国演义·犯长安李傕听贾诩》，近现代，金协中，国画。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九回，董卓被杀后，残部攻破长安引发大乱。王允联合吕布杀死董卓后，以李傕、郭汜为代表的董卓旧部反攻击溃了吕布，但由于失去首领，他们很快就开始内斗

但是，已经军阀化的董卓与凉州军团跟世家大族们有一点是根本性冲突的，那就是到底谁掌握着东汉朝廷的权柄？

当时社会对于凉州“边鄙”武人的歧视根深蒂固。那些被提拔任用的士人们，也并不真心愿意为董卓效力，更不愿意看到董卓掌握最高权力。凉州军团的武人们，也因为“寡于学术”，缺少基本的道德与节操，无视旧有的规则与秩序，喜欢用暴力解决一切问题，并且军纪败坏。这也就更加深了关东士人对关西武人的敌视，使得双方的矛盾向着不可调和的深渊滑落。由于武人喜欢用暴力手段解决各种矛盾，这必将激起士人更多敌视与反抗，也必将导致武人使用更暴力手段镇压反抗，从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于是，史书上也就写满了董卓与西凉军团的种种倒行逆施与暴虐残忍的事例了。

最终，双方彻底决裂，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汉末乱世拉来了帷幕。而作为军阀、无视旧有政治规则的董卓，选择了“诛绍叔父（袁）隗，及宗族在京师者，尽灭之”，用自己这位故主的血，作为这场摧毁东汉帝国的内战的祭品。

引爆所有矛盾的导火索

东汉在黄巾大起义之后，后戚、士大夫与宦官；世族、豪强与普通百姓；关西武人与关东士人之间，种种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而武人，特别是董卓的凉州军团率先崛起成为引爆这些矛盾的导火索，主要还是因为其以暴力为职业，更适应新状态下的冲突模式。

这些世家大族，汉末乱世前，通过称霸地方，操纵政治，肆意兼并土地，大量庇荫户口，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庄园经济。他们往往利用宗族关系，聚族而居，奴役着成千上万的依附农民。他们还训练“家兵”，组织自己的武装，并在庄园周围修筑有坞壁等防御体系。加之有众多门生故吏作为管理与人才的后备库。因此他们能非常容易地转换为军阀。

可以说，相对于先期崛起的那些武人集团，世家大族可能是慢了一步，但他们富有底蕴和基础，拥有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巨大优势，经得起消耗和屡败屡战。相比之下，武人集团则缺乏积累，大多出身草根。

而这些草根出身的武人，因为缺乏世家大族那样的后盾与支持，往往显得后劲不足，刚而易折，非常脆弱，难以经受失败。所以这些武人，或如丁原那样直接被淘汰；或如董卓、李傕、郭汜那样败亡了；或如张济、张绣叔侄那样，要依附后崛起的世家型军阀才能苟活。只有如孙氏，在孙坚死后，其子孙策通过融入江东世家大族之中，才完成了转型，终于建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吴政权。

只凭借武力，在东汉末年的环境中，是难以长期立足的。而以凉州军团为代表武人们，虽然在汉末快速崛起过，但最终还是为世家大族们做了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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