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荐书｜陈舜臣：近代流亡者和华侨

撰文：陈舜臣

翻译：赵晴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随缘护花》（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是陈舜臣以随笔形式解读中日往来、中国历史和中国古代诗人的文集。其中，陈舜臣以独特的视角揭开了那些有关历史事件、有关历史人物的背后故事，字里行间亦表达了一种“将荣辱褒贬置于度外”的随缘心境。这本随笔集为读者娓娓道出我们熟知或未知的历史长河中点滴而凝重的故事。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何谓一衣带水——近代流亡者和华侨

明治维新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但在这之前，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并不多。

要说中国会从日本进口什么，主要是铜。进口铜是为了制造铜线，只依赖云南产的铜已远远不够。但是后来就连这项贸易也做不成了。

因鸦片战争，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不久，包括上海港在内的五港被迫开放。从此，上海和香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基地。

大约十年之后，日本国门对外开放。

国门开放后，外国商社开始进入日本。但那时外国商社是带着中国人一起前往的。大概在他们看来，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多大区别吧。

外国人既不了解日本人的信誉如何，也不了解日本的贸易习惯，这让他们无法直接与日本人做生意。所以他们带着中国买办充当中间商。

起初，他们以为日本和中国连语言都是一样的，后来才知道并不相同。不过彼此可笔谈、沟通。而且在汉文典籍方面十分相通，可见当时知识阶层的日本人要比现在日本人的汉文水平高得多。

看来，那些外国人的想法是对的，通过中国人可以毫无阻碍地与日本人进行交流。

明治初期来日本的中国人主要来自香港和上海这两个地方。在日本开放国门之前，他们就从事国际贸易了。这是鸦片战争带来的结果。因此，相比井底之蛙的日本人，当时的中国人，至少是那些和英国人、美国人一起来日本的中国人，他们对世界了解得更多。这些中国人此时并没有去长崎，而是去了新开放的以横滨、神户为中心的口岸。

日本开始对外贸易时，尚不能直接与中国开展贸易，因为两国间还没有条约。明治六年（1873）虽缔结了清日间条约，但因之前没有条约，所以很难进行贸易。之后，如果日本人想和新加坡人做买卖，但不了解商家的信用，便通过中国人做中间商。

如果新加坡的商家破产，失去了支付能力，就由中间商的中国人代为支付。这种模式的贸易活动一直持续到“二战”前。

我也出身于贸易商的家庭，对此略知一二。比如，即便拿到商业信用证并带着装船单或提货单，到银行也是不能立即取款的，通常都需要60 天到90 天才能支付。这就是信用交易。因此，不了解对方的信用程度是不行的。

当时的日本贸易商人并不能做到对每个国外商家都了解。

但是，在日本的华侨是非常了解的。比如，海外有一家店铺虽然店面很大，但经营不善，如果对方要求发货，望谨慎而行。当时一万日元可算是巨额了，因此即便商家要求购买一万日元的货物，卖方也不会发一万日元的货物，而是先发三千、五千的货，以货少为由，尽量少发货。如此，即便买家倒闭，自家两三千日元的损失还能承受。所以，经商首先要看对方的信用。

有关商业信用，当时的日本人并不太懂。所以，生活在横滨和神户的中国人起到很大的作用，为日本商人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换言之，这就是信用调查。

就这样，随着日本打开国门，中国人在其中起到了引领、向导的作用。不过，这个时期非常短暂。没过多久，日本商人就学会了自己掌握信息，还在海外开设了日本领事馆。

但实际上，仍不可能做到对所有店铺了如指掌，而咨询、调查却是华侨的特长。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乡党之间彼此还是大致了解的。尽管也存在因吃亏而隐瞒不说的，但究竟还是略知一二吧。

作者陈舜臣

因我家是做贸易的，所以时常会听到父亲聊起这类话题。也许不太准确，但我知道神户的华侨贸易商都不是什么大商社，但他们与日本批发商之间的关系都很好。

这就好像是命运共同体，对方做不来的事情，就自己做。

我家主要做海产品生意，一直都是从北海道购进干贝、海带，从五岛群岛购进鲍鱼。若是刚到日本，不曾与北海道等地方有过生意往来的中国人，则是做不成买卖的。其实，像我家这样的方式早在江户时代就有了，都是通过北海道或五岛的批发商等做贸易的。

随后的装船费用由中间商承担，并承担对方的商业信用及其他方面的责任，即所谓的分工。如果失败，交易两方都会遭受损失。因此，家父总是称此为命运共同体，这就是彼此形成的关系。

从贸易、商务的往来看，这一良好状态持续了近20 年。

甲午战争发生于公元1894 年，在此之前中日的商业关系一直比较友好。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条约于明治六年被批准，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公使。但中国的公使却迟迟未到日本。

其中的缘由自然很多。到了明治九年，何如璋（1838—1891）成为第一任驻日公使（当年不称“大使”，而称“公使”）。但此时，由于日本方面的原因未能即刻动身赴任。原来，西乡隆盛发动了西南之战，想来是日本方面自顾不暇，请中国延期了吧。事实上，何如璋于被任命的次年，也就是明治十年作为中国首任正式公使抵达日本。

我时常会拿出何如璋的日记看一看，知道他来日本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到日本的时候，恰逢12 月的严寒，据他日记中的记载，当时街路上满是前来欢迎的人。

尽管当时道路比现在要狭窄一些，但前来迎接的人还是挤满了街道。海滨沿线悬挂着数以万计的灯笼。应该还有不少小学生挥舞着小旗列队欢迎吧。人群中还可以看到外国人。此外，县令（现在称“县知事”）等各级官员也在欢迎行列之中。

这些在何如璋抵达神户时的日记中都写得很详细。

到达后，他去参观了布引的瀑布，还去了湊川神社，日对日本也不了解。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几乎没有人去过中国。曾有漂流遇救的人，被送至澳门。在19 世纪中期后，因上海出现了租界，遇救的人会被直接送到租界。因此对双方而言，这次如同初次见面一般。我想，白纸一张的状态，对日本来说是件好事，不加带任何成见。

然而，在国家利益面前，冲突总会发生。围绕朝鲜半岛发生了各种不幸事件。究其原因，一是日本的国土扩张主义，二是或曰中国的中华思想，即针对朝鲜的宗主国意识。

这种情形在近代国际法看来是很难理解的。总之在种种缘由之后，不幸爆发了甲午战争。从那时起，中日关系逐渐交恶。

当时，神户有一座红砖建造的相当宏伟的建筑物——中华会馆。据说，在甲午战争时被投掷石块而毁坏。尽管不知道具体的损坏程度，但据说已无法使用。两国人因战争而引发了敌忾之心。想必当时执政阶层的下属错误地煽动了这种敌忾情绪，才会导致这种不幸的发生。甲午战争爆发于19 世纪末，此后，中日关系便始终处于一个不幸的时代之中。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竟然会败给日本，怎么会败给一个小国呢？中国开始了反思。在清末时期，人们开始思考在日本一定发生了什么，那里一定有值得学习的东西。于是，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了日本。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向大清朝提出了诸多要求，并在马关签订了条约。其结果，清朝割让了台湾、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归还），这消息传到了北京。当时的北京正在举行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正值最终考试之年。这些年轻人——说是年轻人，其中也包括三四十岁科举合格的人——聚集在北京，有近万人之多，他们征集署名要求改革国政，并提交到了清政府。他们的行动是被甲午战争激发而产生的。

署名活动的带头人就是康有为（1858—1927）。他是后来与孙文对立的国政改革派。康有为虽是考生身份，但作为学者已然非常知名。作为学者的学识与考试的技巧并不等同，所以尽管他已是有名的大学者，但仍在应试的行列。康有为于那年通过了最终考试，成为相当于科级的官员。

当时的光绪皇帝（1871—1908）已超过了20 岁，但权力却掌握在西太后的手里。因此，康有为等力保光绪帝，打算以皇帝亲政之名实行类似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改革。当时，他们潜心研究了两个国家的改革，一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另一个是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他们对这两次改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打算在中国实行。若想实行就必须对西太后发起政变。计划稳步而顺利地进行，只是政变需要武力，他们都是文官，手中没有兵权。为此，他们选择了一位似乎关心新政，并对改革持同情态度的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1859—1916）。他是将军，虽然是甲午战争中的败将，但手中握有兵权。康有为等人希望得到他的援助，然而袁世凯却密报给了慈禧太后。

政变失败，他们注定要遭到追捕。好在事发前夕，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1873—1929）等人得以逃脱。当时逃亡的地方是外国的公使馆，公使馆具有治外法权，进了公使馆就不会被抓捕。

其中有一位名叫谭嗣同（1865—1898）的人。此时他已经进了日本公使馆。但是，他来这里不是为了逃命，而是为了将他的心情写下来留在那里。大家都劝他留下，对他说如果现在出去，必定会被逮捕并处以极刑。然而，他这样回答康有为和梁启超——“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随后又说：“君为西乡，吾为月照吧。”此言留有记载，可见对西乡隆盛和僧侣月照的事情，他是知晓的。

月照死了，留下了西乡。“嗣同为其易，先生为其难”——死，不是难事，活下来奋斗才是难事。难的事情你去做，我做简单的吧——谭嗣同没有留在日本公使馆，他走出去就立即被捕了。

当时的那个年代，谭嗣同未经审判就在大概七日之后被斩首了。

他说的那句话——“君为西乡，吾为月照”，因改革派的人都知道明治维新，想来，众人心中都懂。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大国意识、中华思想使得人们对外国并不关心。特别是对日本，认为是与中国相同的文化圈，因此更不会多加关注。

但是，改革派的人却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而对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们认真研究了日本。因此，谭嗣同虽然只提及西乡隆盛和月照的名字，但其中的寓意，他的同志无人不晓。

这之后的大约十年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并没有太坏。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日本亦都接纳。

当然，由于生活习惯的不同，也有不少留学生对日本产生了反感而回国。但即便如此，了解日本的人士毕竟在中国多了起来，这一点是有益的。

当时，日本刚刚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尚留有战争时期人们产生敌忾情绪的影响。而中国是战败国，那时日本国内仍存在轻蔑中国的风潮。特别是在人口聚集的地区，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所以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非常不愉快的经历。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因此就说中国人都是“反日”的，是一种过于轻率的说法。因为你要知道，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何种状态。日本要求割让领土、赔款。甲午战争的赔款竟高达约二亿日元。

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约为六千万到七千万，而日本要求的赔款额却是财政收入的三倍，谁能承受呢，不反日才怪。

割让辽东半岛的要求，虽然因其他三国的干涉最终放弃，但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再度提出租借。租借期限到期之后，继而又强行提出“二十一条”的要求。如此不幸之事件重重叠加，中日战争一直持续了十五年。

我以为，中国人讨厌日本的原因，并非源于上述发生在民间的轻蔑和屈辱，而是源于日本的国策。皆因“二十一条”等各种无理、刁蛮的要求，引发了中国人对日本的抗拒心理。

这期间，中国也发生了巨变——清政府倒台了。

前面提到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改良主义者。他们认为一举推翻国家体制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因此主张在体制不变的前提下逐步进行改革。他们称自己为“保皇党”，即保皇主义（也称“改良派”）。另外还有激进派——孙文等一派的人，他们主张改变国家体制、废除帝制、建立共和国。

无论哪一派，对于清政府来说都是反逆者。康有为、梁启超在政变失败后逃入日本、英国公使馆，随后逃往国外。他们虽主张保皇，却是国家的叛逆者，在日本过着流亡生活。

孙文亦不例外。孙文早年通过李鸿章开展过改革运动，受挫之后立志于共和制的革命，并在海外开展活动。因为，他们若在国内活动，皆被视为非法。

如此一来，日本就成了两派革命运动的中心。在东京，保皇党与革命党持对立状态。他们都反对清政府，但他们之间也存在对立。这种对立，以日本为舞台而展开。

孙文阵营发行了由汪兆铭（1883—1944）等人编辑的《民报》；而康有为一派也刊行了《新民业报》，由梁启超担任总编辑。

当年，来日留学生很多，他们也分成两派。不过学生们中赞成革命派的居多，血气方刚，立志要推翻清朝政权。但保皇派的力量也不可小视。

日本的民间人士， 比如有一位叫宫崎滔天（1871—1922，明治、大正时期的志士）的人，他既支持孙文，也帮助过康有为，曾有意促成双方和解。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民间人士对两派均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日本政府曾几度以国与国关系为由对孙文下达驱逐令，让他离开日本。所以，孙文不得不多次暂赴越南。

孙中山在日本（1900年）

虽然得不到日本政府的关照，但在民间，却有很多像宫崎滔天这样的友人。也正因为有了这些民间友人的热心帮扶，孙文才能将日本作为革命基地并开展活动。

且不说该时期中日之间的国家关系如何，总之，不论是革命派抑或保皇派，他们的活动是在日本友人的同情，准确说是在日本拥有众多共鸣者的基础上开展的。

我以为，这共鸣、同情正是帮助他们成就大业的力量所在。

此外，除了当时来日的留学生，当地的华侨也给予了革命派和保皇派极大的帮助。不言而喻，留学生和华侨也都给予了孙文极大的帮助。

孙文是广东人，而日本的华侨中有很多广东人。在前文我曾谈道，日本开放国门之时，香港、上海有很多人去了日本，那时从上海启程的多为广东人。因此，他们与孙文是同乡，十分同情孙文。但话说回来，与孙文持不同理想的康有为、梁启超也是广东人。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我认为，以日本为舞台，不仅是两派的年轻人，一般的旅日华侨也对政治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民报》也好，《新民业报》也罢，读者对象不仅仅是留学生。留学生当然会通过阅读获取信息并进行思考，而那些旅日华侨也会通过阅读双方的杂志来学习。在这里，他们都获取了相当多的政治知识吧。常常说中国人都很懂“政治”，其实是中国人不得不去关心政治。甚至可以说，某些时候不关心政治就无法生活下去。对此，你若不理解倒也无妨，但有一点，在20 世纪初期，以日本为舞台展开的政治宣讲热潮，的确对人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在同一个革命阵营中，亦存在各种不同的想法。例如，就有人批评孙文对南方过于关心和顾及。据说，持这种意见的人多出生于上海或湖南一带。他们认为革命必须从中心地带开始，从南方开始不妥。这大概属于战术上的对立意

见吧。

尽管意见有分歧，但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制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

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们汇集到了日本。在这些留学生当中，有一位著名的人物——鲁迅（1881—1936）。鲁迅来到日本后，首先学习日语。

当时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里有一所弘文学院，是专门教中国人日语的学校。这所学院是嘉纳治五郎先生（教育家、讲道馆柔道的创建者）创建的。在嘉纳先生担任高等师范校长期间，留学生在此学习掌握了日语之后，遂赴各地的学校学习。

鲁迅在弘文学院学了两年日语，然后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即现在的东北大学医学部。那正是日俄战争开始的时候。

那时学校的细菌课是用幻灯片进行教学。某日，老师的讲义结束后，还剩余一点时间，于是就拿了其他的幻灯片给学生们看。生理学老师给学生们放映了一段俄国间谍被斩首的幻灯片。说是俄国的间谍，但那是中国人。那张幻灯片上中国人即将被斩首，有很多围观的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他们在嘎嘎谈笑。与自己相同的国人即将被杀死，竟有人无动于衷地笑着。

鲁迅原本打算在仙台学医，但他改变了想法。与学医后治病救人相比，医治心灵难道不是更为重要吗？

看着眼前就要被杀的同胞，那些仍无动于衷、嬉笑的人，他们的身体很强壮、没有病，但他们的心灵已病入膏肓。鲁迅在书中写道，促使他立志从文的原因或契机正是意识到那阴暗的内心才是真正的病。

也许还有其他的动机，总之他决定弃医从文。而他的文学作品，对以后的中国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件事非常有名。

所以说，在日本这段时间正是铸就鲁迅文学之核心的时期。

当时，来日本的留学生们也参与了革命运动。在日本参与革命之后，归国后他们仍继续开展各种活动。在当时的中国，日本的学生服、立领、金纽扣被认为是“革命服”。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十分活跃。革命，自然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正如谭嗣同所言，哪有不流血的革命。但是，要革命就需要武装，因此进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人逐渐增多。为此，日本士官学校也开始增设分校，向中国留学生传授军事知识。所以也可以说，武装革命的基础是在日本奠定的。

从当时的士官学校走出了多位将军。蒋介石（1887—1975，1907 年留学陆军士官学院）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不仅限于鲁迅的文学，流亡者中间也不乏高学识的人。在他们眼中日本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我通过他们的作品可以了解一二。但同时也了解到，中国自公元1644 年建立清政权以后，丢失了相当多的文化。

比如发辫是满族人的习俗。如今我们所说的中国服装，其实是满族的服装。而原本的中国服装，在日本称作“和服”。

中国有一位名叫章炳麟（章太炎，1869—1936）的国学者。在他的作品中，大家都是身穿和服的，因为他自己不穿满族的服装。和服起源于中国，在日本也称“吴服”。“吴”是指古时中国扬子江下游地方的国名。章炳麟一直身着和服，并说：“我穿的是中国服装。”

除此之外，有很多在中国逐渐消失的东西，在日本被保留了下来。

例如，清朝初期编撰《四库全书》，当时以收入故宫的图书馆为名，从全国各地收集了各类书籍。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次“思想禁锢”，凡有碍于天朝之内容均被废弃，只留下无碍的书籍。

因此，在中国失传的书籍非常之多。特别是有关反清的书籍。例如，有一本名为《扬州十日记》的书。其中记载了清军攻陷扬州时的大屠杀。这本书在中国当然已经看不到了，但却流传到了日本。于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将它抄写后秘密印刷出来，传给大家。像这样激发民众反清情绪的情况，在当时的日本有很多。

其实，在日本发现的这类印刷书籍还有很多。因为在日本印刷是安全的，若在中国印刷反清书籍在当时是会被捕或杀头的。这样的书籍在日本印刷后，很多被秘密地运往中国。

从这个角度上说，日本是孕育革命的基地。

1911 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朝彻底灭亡了。这是一次主要遵循孙文思想而取得成功的革命。当时，孙文正在周游各国演讲筹款，十月十日在武昌爆发起义，使清朝最终走向灭亡。据说在当时的武昌，街道上满眼皆是立领、金色纽扣的学生服，这表明有很多留学生回国后参加了这场革命起义。

就这样，共和制的国家终于建立起来了。然而，当时位于北方的北洋军阀依旧实力强大，孙文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与北方如达不成必要的统一，恐怕中国必将陷入混乱，于是孙文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袁世凯担任了总统之职。而且袁世凯死后的继任总统依然是北洋军阀的人。

一段时间里，因孙文下野，正在国外游说演讲，众人还是希望孙文回国，并指导南北统一的大业。最终的南北统一还是通过北伐完成的，这是日本昭和二年（1927）的事。

在迎接孙文回国之时，孙文再次来到了日本。据说，是与北京的同志有事商议而途经日本的。

孙文从上海乘船启程，为什么一定要途经日本去北京呢？日本船舶公司的路线是从上海到日本，再从日本到天津。还有一条英国航海公司的路线，可从上海直达天津。但是，孙文没有选择英国公司。英国强租香港，诸多霸权无礼，这使得孙文不愿乘坐英国的船，所以他选择了日本的船。或许，他还想与在日本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友见见面吧。

当时孙文的身体十分虚弱，也许他已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大正十三年十一月（1924 年11 月），孙文抵达神户。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段时期。第二年的三月，孙文病逝于北京。

抵达神户后，孙文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做了著名的演讲《大亚洲主义》。这次演讲，有一段演说词就如同孙文的遗言：“日本到底要何去何从呢？以武力支配天下是‘霸道’；而以德治国，在中国则被称作‘王道’。日本是选择‘霸道’还是‘王道’呢？霸道这东西，是西洋之物。日本是跟在西洋列强的后面以霸道来欺负中国呢？还是与中国一起走王道之路、抵御西方的霸道呢？日本，你选择哪一个呢？”

孙文留下了这个问题，离开了日本。

同年十二月，他扶病抵达天津，然后来到北京，于次年三月辞世。

这篇在神户的演讲便成了孙文的遗言，也是抛给所有日本友人、所有日本国民的问题。

在这之后，非常不幸的是，日本作为国家选择的回答是——“霸道”，从而导致了不幸的十五年战争。我认为将这篇演讲称为孙文的遗言并不为过，我们应该好好回顾一下孙文的演讲，仔细斟酌、认真思考。

尽管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孙文的这篇演讲，于我而言无疑是最耀眼的篇章。“最耀眼”一词也许有些语病，但我想，它何尝不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的核心价值所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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