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像孤儿一样面对世界

米琴|文

财新文化专栏作者

石黑一雄的英文小说“When We Were Orphans”（当我们是孤儿的时候）出版于2000年。两年后有了中译本。可能是为了吸引中国读者的眼球，题目改作《上海孤儿》。

小说的叙述者——克利斯托夫•班克斯在上海出生，并在那儿度过自己的童年。可他的活动范围从未超越外国人的租界，对上海的了解仅限于南京路的商店。班克斯十岁离开上海回到英国。二十多年后在淞沪战争期间，他返回上海寻找父母下落。这次，他在闸北战区的小弄细巷里穿梭了一番。总之，小说涉及到上海的实际内容实在是微乎其微。对于中国人，班克斯也只有少许笼统刻板的印象。比如，他认为“大多中国人道歉时会感到别扭”。[1]

班克斯在十岁时相继失去父母，成了孤儿。除他之外，小说中还有两个重要人物是孤儿。一个是女主角萨拉•海明斯，另一个是班克斯收养的女孩儿詹妮芙。这两位都与班克斯有较深的感情联系。还有一位和班克斯有感情联系的是他在上海时的玩伴—日本少年山一哲。值得注意的是，班克斯、海明斯和山一哲都在社会群体中被视为另类，这让人怀疑，题目中“孤儿”的含义不光是指无父无母的孩子。

在小说第一章里，班克斯就提到在英国寄宿学校，学生们都学会在无父母照看情况下生活，所以他也没显出无父母的孤伶。他被同学视为另类是因为他对犯罪案件和侦探着迷。虽然他尽力掩饰自己的这一癖好，努力在举止、行为、言语等各方面向其他同学看齐，可同学们还是看出他与众不同的倾向。他当侦探的野心遭同学背后议论。他的亲戚也不理解他，以为他有什么毛病。

海明斯被视为另类是因为她即非淑女亦非娼优。她经常混入上流社会交际场所去接近社会名流。山一哲在日本学校里因为其“外国人”的举止、态度而受排斥。他在上海租界受到各种国际影响，所以不够“日本化”。

批评“排外”倾向是小说的众多主题之一。当班克斯担心自己不够英国化时，菲利普叔叔告诉他，在成长过程中什么都吸收一点有好处。如果大家都是多元混杂的，就会互相善待，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战争了。[2]

班克斯和海明斯的共同特点是都有拯救人类的抱负。班克斯对高官富商都不感兴趣认为他们贪婪，自私，没有肩负公共责任的理想。他认为当侦探可以伸张正义、清除邪恶，从而造福人类。他对侦探着迷，其实是因为在他十岁时父亲神秘失踪。他怀疑父亲受母亲影响抵制英国公司做鸦片生意而遭绑架。那时他和小伙伴山一哲一遍又一遍地玩侦察破案、将父亲从绑架者手中营救出来的游戏。

海明斯的野心是嫁一个能造福全人类，对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做出重大贡献的人 。她想做一个伟人的助手。她频频光顾上流社会的聚会，追逐名人，为的是寻找出色的恋爱对象。她不想把生命浪费在一些和颜悦色、彬彬有礼、可毫无作为的男人身上。

同样是孤儿的詹妮芙曾问班克斯：“当你失去了母亲和父亲，你不会太在意物质的东西，对吗？”[3] 这可以看做是对班克斯和海明斯都有宏伟抱负而毫不重视物质享受的一种解释。

在1937年，三十多岁的班克斯已经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大牌侦探。而海明斯在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也最终结婚，嫁给了年龄相当于其父辈的赛西尔爵士，一个成就斐然的政界大名人。她认为他需要她的推动而成就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伟大举动。

那时，上流社会都在谈论已经登台的纳粹和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人们认为远东的上海是风暴眼。正是在1937年,日本人继卢沟桥事变后又发动了淞沪战争。班克斯和海明斯都希望能够解决战争危机。班克斯根据自己多年搜集到的资料认定，解决了他父母失踪问题就能扭转局势，因此决定马上奔赴上海。而海明斯已和赛西尔爵士前往上海去解决战争问题。

在此需说明一下，小说中所有叙述都是通过回忆的形式进行的。读者不清楚叙述的事是现实还是想像或是幻景。抵达上海后的班克斯好像进入了自己的幻想世界。在他参观小时住过的房子时，他已经想好了将来哪间屋子给父母住，哪间给母亲做办公室，哪间给詹尼芙，哪间给阿妈（他以前的保姆）。他毫不怀疑他会找到失踪二十多年的父母，而且还能很快制止战争，给人们带来幸福结局。

通过一番调查，他认为找到了父母被关押的房子的线索。就在他接近破案的时刻，海明斯前来邀他一起私奔。而班克斯也已看到赛西尔爵士在上海不仅毫无作为还沉迷于赌博。 海明斯感到自己浪费了很多时光，去寻找自己做了足够努力而配获得的奖品，结果是一无所获，还更孤独了。现在她不想要那些东西了，只想要温暖的家，不管她做什么都会接受她的家。她认为那也是班克斯想要的。似乎先前她一直没摆脱孤儿心境，现在明白只有和自己真正爱的人成立家庭才能摆脱孤儿的心境。她让班克斯快做决定，别等到太迟，就难改变了。[4]

班克斯马上同意和她一起出走澳门。在参观旧宅时他就把海明斯想像成是自己妻子了。可就在约定的时间里去和海明斯汇合的路上，他居然打听到了他认为关押着他父母的房子的具体地点。在见到海明斯之后他又不由自主地擅自离开去寻找那房子。而那房子恰在闸北战区里。他一路经历许多挫折危险，可他奋不顾身地非要找到那房子。在快接近目的地时，他居然碰到了负伤的日本士兵山一哲。这让他欣喜若狂。他对山一哲说：“我们是小孩子时，有事情不对，我们无法帮忙，无法拨乱反正。现在我们是大人了，我们能做到了。……那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玩那个游戏。我们假装是侦探去救我父亲。现在我们是大人了，我们终于可以力挽狂澜了。”[5]他还告诉山一哲，这么多年住在英国他没有家的感觉，只觉得上海外国人租界是他的家。他觉得那时的日子好极了。他对童年的回忆曾透露，那时他享受着浓浓的母爱和亲情。所以，父母的失踪对他造成几乎致命的伤害。

当班克斯冒着生命危险终于找到那房子时，发现里面只有几具死于日本炮火的中国人的尸体。山一哲其实早就提醒他——他父母已失踪很多年，暗示不可能这么久还住在绑架者关押他们的房子里。可他好像已经没时间概念了，好像又回到二十多年前。后来，他找到了菲利普叔叔。后者告诉他，他父亲并没被绑架而是与情人私奔，不久病逝。他母亲则在菲利普策划下被一个爱慕她的军阀绑架。她后来同意做军阀的妾以换取军阀对禁鸦片运动的支持并提供给她在英国的儿子大笔财产。

海明斯后来给班克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说：“你总感到自己有使命要完成。我敢说，在你没完成这使命之前，你无法把你的心给任何人或事。” 班克斯感觉，她在提到使命感和对其无法回避时也是在说她自己。班克斯认为，也许有些人能够过自己的日子，不受这种使命感的束缚，但是“对那些像我们的人来说，我们的命运是像孤儿一样去面对世界，长年追寻消失的父母的踪影。在尽最大努力将使命进行到底之前，我们没法平静。”[6]

“像孤儿一样去面对世界”，也就是说，并非只有孤儿才“在尽最大努力将使命进行到底之前”无法平静。虽然小说中的“使命”像是幻觉，而主人公最终回归家庭，并后悔自己忙着解决世界问题而没更多关心詹妮芙，可小说中最精彩感人的部分就是班克斯在战火纷飞的闸北区，不顾一切去营救父母的详细过程。就连理性的读者都会受到感染，一心希望班克斯真能在那房子中奇迹般地看到父母。

“孤儿”在这个故事中变为一种象征，也就是象征那些心灵受到重创从而产生使命感的人。班克斯因父母失踪而产生强烈使命感。这让人联想到在枪击案中丧失子女而将禁枪当作自己使命的父母，以及看到大地震孩子们惨死而把调查校舍倒塌原因当做自己使命的活动人士，以及看到难民惨状而把解决人道危机当作自己使命的艺术家…… 在很多庸俗的人看来，这些人的使命感也只是一种幻觉。

小说的题目“当我们是孤儿的时候”可以理解为“当我们像孤儿一样面对世界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有强烈使命感的时候”。将小说题目改作《上海孤儿》，不仅抹杀了原题目的深刻含义，还误导读者的注意焦点。■

注：

[1]摘译自原著第15章。

[2]参看第5章。

[3]摘译自原著第10章。

[4]详见第16章。

[5]摘译自原著第20章。

[6]摘译自原著第2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