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启蒙者 —— 福泽谕吉 【藤枝投稿】

文/孙唯

· · ·

在日本的一万元的大钞上印着一位名叫福泽谕吉的半身像，他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元帅、将军，而是一位教育家，一个启蒙大师。他对于近代日本的影响绝不逊于任何一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当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带着四分之一的美国舰队开到日本江户湾的时候，日本持续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是再也持续不下了，美国经过一番耀武扬威打开了日本的门户。然而和当时的中国“锁国”不同的是：日本在锁国时代可以和西洋的荷兰人通商，也正是和荷兰人的接触，日本兴起了“兰学”即通过荷兰带来的西洋学问，所以日本虽然“锁国”对于西洋事物却并不十分陌生。而当时清朝治下的中国虽然一直有着和西洋通商的广州贸易，但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西洋日新月异的变化可以说毫无所知。

就在佩里来航的次年，二十岁的福泽谕吉来到长崎学习“兰学”，强烈的求知欲使得福泽的“兰学”成绩在同学名列前茅，当时的日本正和各国谈判通商事宜，同时受儒家熏陶的一批日本人认为洋人乃是“蛮夷”，开始主张“攘夷”，然而无论开国通商还是攘夷，都必须知己知彼。福泽的“兰学”功底被看重，成为权威日渐衰落的幕府一名职员，福泽研习英语，积极的了解西方事物、阅读西方书籍，其对西方的认识早已超越了“兰学”那种对西洋泛泛的介绍和了解的阶段。1860年和1862年的两次欧美之行使福泽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福泽意识到盲目的“攘夷”排外是行不通的，日本必须与各国通商并在“开国”中实现自立自强。回国后的福泽感到了国内“攘夷”气氛的弥漫，福泽身为开国论者随时都可能与被“攘夷”派志士暗杀的危险，然而忧虑日本命运的福泽通过他对西方的认识和亲身体察毅然撰写介绍西洋事物的书籍，详细的向日本国民介绍了西洋的政治、国庆、科技等各方面，福泽的这部介绍西洋的《西洋事情》并没有遭受向清朝魏源《海国图志》一样遭国人冷待的命运，而是成为了畅销书，打开了一般日本人民的眼界。

1867年初，福泽谕吉再次前往美国，福泽带了大批钱财，然而这些钱不是为了吃喝玩乐而是为了买书，福泽希望极可能的购得西洋书籍以更好的吸收西洋文明。回国后福泽为了更好的传播西洋文明便开设了庆应义塾，就在福泽教授西洋知识的同时日本的政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幕府将军宣布向刚刚即位年仅十五岁的天皇进行“大政奉还”，但是掌握宫廷的反幕府派还是向幕府老巢发起了进攻，最终幕府失败，新的天皇年号定为“明治”，日本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时代。然而福泽并没有因为政局的变动而改变初心，他知道他的任务就是将新思想介绍给日本人民。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872年，福泽谕吉发表了他的文章《劝学篇》开宗明义第一句便是这句颂扬人人平等的警句，日本当时正力图维新“求知识于世界”，福泽的意思很清楚，要想“维新”成功首先便要实现平等，不应再有阶级、身份的差别，福泽告诫人们物质的成就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的人的独立精神，没有了人的独立心而只有依附之人的民族是谈不上文明开化的：

“一国的文明程度不能从外表来衡量，所谓学校、工业、陆海军等等，都只是文明的外表，达到这种文明的外表，并非难事，只要用钱就可以买到。可是在这里还有一种无形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既不能买卖，又不能借贷；它普遍存在于全国人民之中，作用很强。要是没有这种东西，国家的学校、工业、海陆军等等也就失去效用，真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

然而如何实现文明开化呢？福泽说：

“一国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发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产生，而须由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来兴办，一面向人民群众指出方向，一面与政府共同协力，才能期望其成功。考察西洋各国历史，经营工商业的办法没有一件是政府创造的。它的基本技术，都是居社会中等地位的学者们研究出来的。例如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铁道是斯蒂芬荪研制的，首论经济规律和改变经商方法的是亚当。斯密的功劳。这些大专家（即所谓“中产阶级”）既不是国家的执政者，也不是干体力活的小民，而是居于国内的中等地位，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他们的研究发明，先是一个人在心里有所领悟，然后公开发表，在实际施行中广结私人同志，使其日益发展壮大，把造福人民的事业留传万世。”

福泽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文明开化的真正目的在于“文明的精神”，也谈论如何实现文明的方法。十七篇文章合成的《劝学篇》在日本很是畅销，这是足以令这位启蒙大师欣慰的，日本人学习的精神值得赞许，而福泽所提出改进教育的主张也获得了明治政府的积极回响。

而不仅仅是教育上，福泽更是大胆提出了当时日本长久以来的弊端即女人地位低下，福泽积极提倡女权，鼓励女性接受教育，促进男女平权，这种思想不仅在日本在当时的世界也属先进。

福泽的目光不仅停留在日本，也投向东亚的邻国，然而当朝鲜内部的革新失败而大清王朝屈辱的与法国签订合约时，福泽失望了，日本在东亚是孤独的，因为当他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邻国却还在浑浑噩噩不知革新，在东亚感到孤独的日本只有谋求与欧美诸国联合来解脱自己的孤寂，再次情况下，1885年福泽发表了他的《脱亚论》：

“脱去日本的陈规旧习，而且还要在整个亚洲中开创出一个新的格局。其关键所在，唯「脱亚」二字。”

福泽认为东亚的精神“顽固守旧”，而现在是变革的新时代，东亚的旧的思想如儒教等已经过时了，而中国、朝鲜等国却仍然不思进取，与其与不思进取的邻国为伍不如与欧洲各国共进退。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发表十年后，中国的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向其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世人惊奇的看到了日本三十年维新的成果，也看到了大清王朝所谓“中兴”假象的破产。三年后，中国的变法失败了，才子梁启超流亡国外，当福泽谕吉的思想和著作在全日本流传时，梁启超的文章在中国却只能在外国人的租借里可以看到，而且只有少数人，这或许就是中日两国一个维新成功，一个变法失败的原因吧：一个是勤奋、爱学习的民族，有着引领文明开化的政府，一个是因循、守旧的民族，有着腐化、颟顸的政府。

正如福泽谕吉所说，真正的文明需要人民有独立的精神，今日的中国也有铁路、也有飞机，北京的高楼远比华盛顿的建筑要高得多，可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依然称不上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最根本的便是欠缺福泽谕吉所说的“人民的独立精神”。

日本人为了纪念福泽谕吉的启蒙之功，在一万元的钱币上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的货币不仅有政治领袖的头像，也有医学家、作家的头像，似乎在告诉人们不仅政治人物，作家、学者一样可以名利双收，不然的话福泽谕吉、夏目簌石等人的头像怎么会出现在钱币上呢？而中国的纸币却只有一个政治人物的头像，似乎在告诉人们：要想发财，还得当官。

想投稿吗？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