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妈妈自述新冠感染经历：丧失嗅觉的我，唯一念头就是活下去（组图）

我清楚地记得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不适的。

3月18日，星期三下午，我和我的丈夫走出公寓，外出骑车锻炼身体。那时的纽约还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外出锻炼身体也没有什么不可，至少我们从新闻中了解到的是这样的，或者说，至少我们自己以为的是这样的。如果说这场疫情让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来。骑车十分钟后，我突然感到异常疲劳。我对丈夫说：“不行，我得赶快回去了。”

回到家后，我冷得直打寒颤。测了一下体温：37.3。我平时的正常体温是36.2，但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大事儿。我们平时特别注意擦拭门把手、洗手、不让外人进家里。我一直非常担心13岁的儿子会把外面的病毒带回家，因此早在市长Bill de Blasio宣布学校停课的四天前，我就已经让他开始居家隔离了。

我当时还想到，那几天我恰好尿路感染，发烧也许也是正常的。那天晚上，我在Slack上回了一些工作消息，帮老板完成了一个项目。丈夫做好了晚餐，我却莫名其妙地毫无胃口，随便吃了几口。我的丈夫没有吃。更奇怪的是，儿子竟然也没有吃，他平时可是个胃口特别好的小伙子。

第二天，我的体温回落至36.2。但尿路感染却突然严重了。我打电话给附近的急救中心，询问是否可以给我再开一剂抗生素。但始终没有人接电话。我知道整个医院可能都在忙着治疗新冠病毒，医生护士可能都无暇顾及电话，于是我索性走路到急救中心。

打开医院大门，我探头对里面的工作人员打招呼：“嗨，很抱歉现在打扰你们，但我打电话一直没打通。”接下来我说明了来意：我正在服用的抗生素不起作用，希望医生重新给开一些药物。

接待的工作人员向我走来，递给我一个口罩，问道：“来之前有量体温吗？”“没有。我昨天有点发烧，但今早退烧了。我可以给医生留言吗？我不想进到诊室里面去。”我清楚地听到了其中一间病房传来骇人的咳嗽声。“如果需要开新的抗生素，你还需要再做一次尿检。你必须提供新的样本，让医生再次面诊，否则我们无法不能重新给您开药。”

我左思右想：要么扛着，但尿路感染慢慢可能导致肾脏感染，最终也避免不了进医院；要么豁出去，现在进去做尿检，大不了离里面那两个咳嗽的人远一点。我戴上口罩，径直朝诊室走去——穿着常规服装，没有戴护目镜——等了三、四十分钟，这段时间里，病房里的咳嗽声从未间断。

接下来，我做完了尿检，与医生见了面，拿到了处方，回家。回家后，我立即脱掉了衣服。那天晚上，我的尿路感染愈发严重了。几个小时后，我的丈夫也因发烧和腹泻而病倒了，睡着的时候，电视里还放着Rachel Maddow的新闻。

我们开始在不同的房间里隔离。我的小儿子仍待在自己的房间；我的丈夫待在大儿子的房间——我的大儿子24岁，一直在希腊萨摩斯岛为叙利亚难民做志愿者，现在正在附近的Airbnb进行自我隔离；我还留在主卧，但开始隔离之前，我们必须用消毒纸巾把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擦一遍。第二天晚上，3月20日，我煮了一些米饭和豆子，但谁也没吃。我的丈夫病了整整三天，他的体温升了又降，降了又升，一直没有稳定下来。他一直在咳嗽、腹泻，据说腹泻是少数新冠确诊患者才会有的症状。我们考虑前往Staten Island上的街边测试站点做检测。但我的丈夫似乎又没有那么严重，坐车几个小时都没有什么问题。

当时纽约市已被宣布为重大灾区了，接触到确诊患病者的概率很大，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待在家里。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在这个危难时刻，我把一切担忧都抛在了脑后，我洗了洗手，然后让丈夫也洗了洗手，我们重新回到一个房间，躺在一起“隔离”，只不过身体离得非常远。我们一起听1977年Grateful Dead乐队的《Cornell》,一起透过卧室的窗户看日落。我一直陪伴着彼此，直到我听到Jerry在Morning Dew中唱道：“亲爱的人们都去哪儿了？今天所有人都去了哪里？”

周日晚上，我的发烧再次加剧。3月23日，星期一早上，发烧症状消失了，所以我决定起床整理一下香料柜，我看到一位网友在隔离期间就是这样做的，看起来很有趣。然而，我突然发现，我闻不到香料的味道了。普罗旺斯、罗勒、等各种药草现在对我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气味差别，给它们贴标签的时候，我格外小心。（医生已经开始观察到一些新冠肺炎患者会出现嗅觉和味觉丧失的症状。）

到了下午，我的香料柜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我的喉咙却开始隐隐作痛。到星期二下午，我已经彻底病倒了。我干咳得很严重，无法喘息，就像几天前我在急救中心中听到的咳嗽声一样令人恐惧。我的体温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我的嗓子还是很疼。

我想多喝水来止咳，但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完全喝不下任何东西。我试着去深呼吸，却感觉空气完全吸不进去。我给保险公司发了一条消息，约好了医生电话问诊。在我们15分钟的通话过程中，医生询问了很多关于我的症状，我丈夫的症状，儿子食欲不振的问题。我多次咳嗽，她听到后立即说：“听起来是新冠肺炎的咳嗽声。现在我们有理由推测你们三个都已经感染病毒了。”

“我可以接受检测吗？” 我说。她说，“我通过听你的咳嗽声和描述的症状就可以判断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感到不适？”我向她讲述了外出骑自行车的经过。

医生突然变得愤怒。“你居然外出骑自行车？现在外面到处都是病毒，你为什么要出门？”可是我从未听任何专家说外出运动也是不安全的。“我以为离别人六英尺远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她说。“你是在纽约！”“既然我们都病了，我和我丈夫可以继续睡在同一个房间吗？”医生说：“我不建议。” “你的身体需要康复，防止他携带的病毒继续攻击你，也要防止你携带的病毒攻击他。你家里的房间是否足够？”“现在足够，”我说。

医生告诉我在Capsule上开一个网上帐户，这样就不必外出取药了，也是对当地药房工作人员的保护。她会给我们开吸气器和雾化器。她告诉我，如果还能维持的话就不要去医院，除非万不得已。医院的床位有限，反而容易加重病情。待在家里最保险。但医生的话并没有让我放下心来。当天晚上，药房把药品和治疗设备都送到了家里。在它们被送达之前，我的咳嗽更加严重了，呼吸也变得异常困难。

我的丈夫闯进了我的房间，说：“我们得帮你收拾东西去医院了”。我连起床去洗手间都做不到，怎么会有力气思考要带上哪些东西去医院呢——那个医生刚刚告诉过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去的地方。我开玩笑地说：“如果不是病情恶化，我还从没注意到过，我没有手机充电器，也没有多余的内衣。”我离家在外的孩子不时地用FaceTime与我视频聊天，但没过多一会儿，我开始无法说话了，因为一说话就痛得不行。几个小时后，一位“勇敢的”快递员把药物和雾化器送到了我家，他把袋子放在门口，微笑着挥了挥手，然后离开了。“等等，我不需要签名吗？” 我叫住他。“没关系！” 他说。“我会帮你代签的。”

我观看了YouTube上介绍如何使用雾化器的视频。然后尝试着动手组装我的雾化器，将药物塞进去，打开开关，一瞬间……呼吸顺畅了！这是我多少天以来第一次可以正常呼吸。但是接下来，我的心跳急剧加速。根据Apple Watch的显示，每分钟最多可跳144下。伴随着心跳的，还有头晕。我的心脏很容易发生室性早搏，我必须要格外小心。

向医生办公室报告了我的心律后，医生于晚上8点给我打了电话，并把她的私人号码留给了我，以防紧急情况发生。从确诊新冠病毒到现在已经有3天了，距离第一次出现疲劳和低烧症状也已经有9天了。我每天都在练习呼吸，同时控制心跳。我每天都会定期将Apple Watch的心脏监护结果发给医生，她也会根据我的情况提供使用雾化器的建议。除了没有雾化器的那几天，除了每天无法呼吸的几个小时，除了从客厅走到卧室那段“遥远的路途”，除了止不住的咳嗽，除了每天晚上难以入睡的艰难时刻，一切都很好。

虽然我变得脾气暴躁、易怒、体重下降了六磅，但是生活还可以继续。我希望等一切都好起来的那一天，我可以笑着回忆起这场大病，把它当成一场严重的感冒。但我现在最大的担心仍是自己的病情——我需要在疫情高峰期住进一家人满为患的医院。

昨天早上，正在华盛顿特区一家Airbnb隔离的女儿打来电话。她说不知道14天的隔离结束后该去哪里。她原本计划在喀麦隆呆满两年。作为和平部队的志愿者，她不能擅自离岗。她已经23岁了，却回不了家，她也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人。我的儿子也独自一人隔离在一家Airbnb里。

他从希腊回来以来，我还没有机会去抱抱他。3月31日他就可以回家了吗？还是需要再支付一周的费用继续住在Airbnb？我们还要生病多久？世界卫生组织说轻症只需两周就可以康复，重症需要三到六周。但谁又能确定呢？这个数字随时可能变化。我曾经在想，等病好了，我一定要带着三个孩子和我的丈夫远离这个地方。但是去哪里呢？到处都是新冠病毒。所以现在的我只有一个想法，无论身在何处，只要不再咳嗽、能呼吸、能和孩子团聚就够了——活下去就足够了。

就在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得知一位老朋友因新冠病毒而离世了——安息吧。对不起，我们也没有能力扭转疫情。但我仍要保持乐观，我向西奈山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了一封邮件，表示自己康复后愿意贡献血浆，以帮助治疗重症患者——这个办法在中国被实验过。我当然、毫不犹豫地、百分之百地愿意贡献我的抗体。帮助别人减轻病情，拯救他人的生命——这就是我的义务——和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家隔离一样，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奥登说：“我们必须彼此相爱，或死去。”

9/11之后，我给孩子们读了这首诗，等我康复后，再次见到他们的那一天，我一定要再给他们读一次。我收到了西奈山医学院的回信，询问我的全名、出生日期、症状、发病日期和康复日期。“我现在还在生病中，”我回答——但希望不会太久。